曾锡文的BLOG

公司的春节晚会，大家图个喜庆，全来表演节目。平时一个个衣冠楚楚，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到这个时候，倒是各显神通，跳舞的，唱歌的，个个都有一套绝活。

    我们董事会成员也来凑热闹，按上海话来说是“轧闹忙”，整出一个开场节目“京剧人物大出场”。其实也就是穿着戏装做两个动作哈哈笑几嗓子走个龙套，但让这些老外一做也是好笑得紧。那几个个子高大的家伙，就穿着大靠扎着背旗，看起来确实威猛，但走路却一跳一跳，再哈哈怪笑几声洋腔洋调地说个“恭喜发财”，戏剧效果十足。董事会中这几个中国人倒是中规中矩，龙套跑得蛮好，也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嘛。我就演个武丑，好像是三岔口中那个店小二。一身黑衣，疾步串上来拱拱手就走，容易得很。反正是逗大伙儿玩，有一搭没一搭的。

    最有意思的就是董事会中那个巴西人拉瓦修，他个子不高，挑服装时赶上了一套黄戏装，正好是演孙悟空的服装。那，就指定他当这个弼马温了。本以为让他当猴子他会不高兴，没想到他全不以为意，还挺高兴。只简单给他介绍了一下孙悟空，他就马上明白了。一上台，居然活灵活现。一会儿打个凉棚，一会儿挠挠脖子，弓着身子翘着脚跳来跳去，整个一个六小龄童。

    这哥们儿来中国不长，也没听说过他专门学过或看过京戏，怎么会演孙猴子呢？这事儿总有些蹊跷。我过去也听说过这孙猴子并不是吴承恩自己原创的，也不是生于什么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过去有人说这个傲来国花果山就在江苏连云港的云台山，我还真以为孙猴子是我的老乡，也是苏北人（上海人称江北佬）。现在看来不行了，值得好好探讨一番。

    查了查，对于孙悟空的来历，说法不同。有说是本土的，是唐代高僧释悟空转型而来。也有认为孙悟空的原型为《三藏法师传》中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在甘肃榆林石窟中的壁画《唐僧取经图》中，就有一位紧随唐僧的尖嘴猴腮的胡人，这就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所以孙悟空应该是甘肃人。而鲁迅认为孙悟空源自淮涡水神无支祁。

    胡适对此看法不同，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 史学大家陈寅恪由于对佛经极为熟悉，不仅验证孙悟空的原型即《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而且又以另一部《贤愚经》作为复证，他发现“大闹天宫”的故事，本来源自两个绝不相干的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后，佛经传播者在讲说时有意无意将二者合一。

    我是相信陈寅恪先生的，这次春节晚会上拉瓦修的表现，也验证了这一点。我问他，你怎么会演孙悟空？他告诉我，他在印尼工作多年，在印尼的神化和传统舞蹈中，就有这么一只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猴。听了这话，我恍然大悟。前年我到印尼开会，住在日惹，就是那个位于爪哇岛中部，拥有世界最大的古老佛塔婆罗浮屠（Borobudur）的城市，（婆罗浮屠是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宏伟佛教建筑，与中国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和柬埔寨吴哥窟一起，被誉为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晚饭时，看了当地的戏剧。那个戏虽然听不懂，但全世界的民间戏剧都是差不多，猜也猜得出来。都是讲一个公主被妖精拐走了，王子克服重重艰险前去搭救，斩妖除怪，英雄救得美人归，皆大欢喜。就是这一套。印尼的民间戏剧挺好玩的，有点像京戏，服装鲜艳动作抽象。给我很深印象的就是戏中帮助王子的有一只神猴，着白衣，他身高如山，尾长无比，脸放金光，变化多端，能把大山背走，能在空中飞腾，能一步跳过大海。武艺高强，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孙猴子。戏中还有一个帮助妖怪的，是一只大鸟，与神猴势均力敌。也就是西游记里的那只与齐天大圣作对的金翅大鹏鸟，西天如来佛的舅舅。

    当时看完了印尼戏剧，我问了当地人这个神话的来历。他们告诉我，这是个来源于印度婆罗门教的故事，那个神猴叫做哈努曼。印尼最早是个佛教国家，后来建立在印度婆罗门教基础之上的印度教逐渐流行，取代了佛教。再往后伊斯兰教又进来，占据了主要地位。（但他们不忘本，印尼庙宇的柱子都有三层花纹，下面是佛教，中间是印度教，上面是伊斯兰教，以示其传承。）在印尼的文化中，印度教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西游记本来就讲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也就是玄奘前往印度，里面受印度教传说影响当然不言而喻。如来佛在印度神话中就是毗湿奴，是三大主神之一，占著有力的地位，并衍生出无数的神话。毗湿奴手持法螺贝，光环、棍棒与莲花，有十个化身，座骑是一只称为加尔达又称为迦楼罗的大鸟，也就是金翅大鹏鸟。而神猴哈奴曼的故事出自印度古代婆罗门教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

    对于哈努曼是如何变成孙悟空的，也有专家专门考证。认为其传承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过马六甲，经南海到达中国东南沿海。“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宋，福建泉州在当时是国际商业大港，还是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点，泉州宋元时有一座印度婆罗门教寺，元末寺被毁坏，古寺遗迹中就有一方哈奴曼的石雕像（今藏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花了这么多时间来探讨孙悟空的来源，其实也就是想通了一个道理：这世界，文化经济都是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兼收并蓄才有出路。孙悟空就是个例子，他孕育于古印度，流经东南亚，落户泉州。到了明代，经吴承恩艺术加工流传于世，成为纯正的、有中国特色的齐天大圣。这弼马温忠诚又诙谐，扶助弱小、藐视权贵，不屈不饶又有火眼金睛，同时还有些玩世不恭。同时还加上有些缺点但无伤大雅的猪八戒，朴实勤劳的沙和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美德和理想。所以，《西游记》能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脱颖而出，成为古代四大名著之一，鼓励和教育了一代代中国人。谁又能说这猴子是印度“软实力”的体现？

    回想中华民族，从黄河流域，也就是河南陕西这一带起家，一代代繁殖的同时又能保持开放。无论是顺利还是灾难，都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机遇。最早，与周边蛮、夷、戎、 狄各民族融合，使得仅仅是炎黄两个部落的后裔发展成中原一统的华夏民族。西晋末年起，五胡乱华，汉族人口逐渐向长江、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大规模迁徙，使得中华的版图扩大到西北和南方。满清入关，几百年统治，只是改了些服饰，换了个发型，却使得中国东北文化与全中国统一。到现在，我们互称中华儿女时，又有谁想过，这位爷是狄人后裔，那哥们儿有胡人血统。

    中国最兴旺的时代也是最开放的时代。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唐玄宗贵妃中居然有个胡人，真正的“洋贵妃”。而唐朝，正是中国历代中开放度最高的朝代，也是最兴盛的朝代。更不要说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崛起。当然，我是个商人，还会想到利用外资，用开放的心态看品牌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想想，连这么老牌的民族品牌孙悟空都有海外背景，这些话题，还是不说也罢。

     春节，好像除了发发短信，放放炮仗，就是看电视。平时很少看电视节目，这会儿，还是真要看了，中央台的春晚当然要看，虽然从来不看好，觉得越排越俗，但还是每年都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也算阖家一起过年。不过平心而论，全国十几亿人，东南西北男女老少城乡贫富，都在看这一台节目，怎么演都讨不了好去。能坚持这十几年，也真不容易了。

     北京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在我周围的人中好评不少。不过也可能是地方台有针对性，适合我们这些北京人的胃口。演员也合口味，那些中央台由于种种原因不让上的家伙都在这儿露面了，比如说郭德纲，还有曾为中央台春晚打下了江山，又被过河拆桥踢出去的陈佩斯朱时茂，在北京台都有上佳表演。

     据说每年的春晚都会预示当年的大事，就像费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那年，就是大兴安岭大火的那年。感觉中，今年各台春晚节目都有点怀旧，老歌老艺术家出来了不少，大概预示今年会有更多地怀旧和反思吧。想想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今年正在对改革进行反思。文艺和政治都在一个大范畴，怀旧和反思也是同一种情结，不可能不在文艺演出中反映出来，特别是春晚。

     听到那些老歌，还是觉得不错，但不再有以前那种如醉如痴的感觉。特别是那些老的歌手出来，反而给我带来一种凄楚，朱绪岚、黄宗英等等，在她们全盛时代，光艳照人如日中天，现在却都有点让人惨不忍睹。历史无法重演，时过境迁，即便勉强试图回顾，当年的感觉也是回不来了。就像昨天我在张弛的博客中提到Beatles，想起在文化革命中，大概在1970年左右，我第一次接触了Beatles, 在那个文化禁锢的日子里，Beatles的音乐，充满了激情和反叛，我于是成为了第一批Beatles歌迷。那时，录音机才刚刚问世，只有黑胶唱片，Beatles音乐在当时属于靡靡之音，是不许放也不许听的，北京城里，有Beatles唱片的人凤毛麟角。拥有一张Beatles最新专辑的哥们儿之牛气，绝对超过现在拥有一辆最新款法拉利跑车或悍马的大款，因为，这不是钱能买到的。每逢听说有Beatles的新辑到北京了，大伙儿就会夜间齐聚在某家等候，再恭恭敬敬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这位“爷”，看着他从军用挎包中拿出那张密纹唱片，放到留声机上，在唱片缓缓地转动中，Beatles的歌声静夜中传出，如天籁般，慢慢浸入心扉，每一个颤音、每一个和声、每一声配器，都引起一阵心底的颤抖。在这种带有宗教般的气氛中，我记住了Beatles的每一首歌。到现在，只要他们的音乐响起，马上我就会有反应，就像一种生理反射。但是，前几天我又翻出一张Beatles的专辑听，从熟悉至极的歌曲中，却发现它的配器变得单调了、和声也不那么协调了，就像发现多年后又见到自己过去的梦中情人，霍然发现她已容颜老去，美貌不再。

     时光如滔滔江水，一去不复回，历史不能重演，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把那些美好都留在记忆中。我是主张往前看，什么反思之类的全是事后诸葛亮，于事无补。这时代，波澜壮阔英雄辈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有点儿自知之明的，就得抛掉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历史，重新归零再来。不就是个弄潮嘛，跟别人一样学一样试，凭什么就落在别人后面呢？就像陈佩斯，当年他以小品领时代之潮流，现在满台都是小品，以小品成名者如过江之鲫，这种情形下怎么自处？跟别人比资历？当年老子演小品上春晚时，你小子还在农村耪地呢！有什么用？不就是逗你玩嘛，这不，他和朱时茂今年就来个多媒体小品，视频动画新技术全上，搞得也是有声有色。

     最怀念的春晚人物就是赵丽蓉赵老师，其实，早年赵老师在评剧界也算个腕儿，唱评剧也火过一阵。如果她老人家也这么吃老本，以什么“老艺人”的身份上台唱两句评戏来搞些怀旧，当然可以。但人家偏不。七十多岁的人，就是跟着时代走，唱流行歌曲跳迪斯科跳霹雳，引风气之先。于是，成就了春晚上最受欢迎的艺人，至今无人超越。

    斯人已去也，其精神还是有教益呢。

    又是中秋，又见明月。中华民族对月亮一直是敏感的，几千年都用阴历，以月计时。但更多的还是寄托感情，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对月伤情把酒感怀，数千年留下了多少诗词歌赋。飘逸的咏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豪放的醉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但最沁入人心的诗句还是我们从小就熟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确实，当秋夜已深，树影下秋虫声声鸣不住，独自徘徊月下，当然会起思乡之情。

    总以为自己没有故乡。我生在无锡，幼年在上海，直到八岁。住过的地方真不少了，我能记得的最早是住静安的海格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只记得那套老公寓，棕红的地板和门。我们一堆兄弟姐妹是闲不住的，老在家里打闹玩耍。我奶奶总要管我们，急了就拿拐杖打。老太太一打我们就四散奔逃，她是小脚，追不上这帮“讨债鬼”，就坐在地上哭。后来又住到康平路，还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时除四害，全城统一在同一天敲锣打鼓放炮仗来消灭麻雀，自己还跑到我们那个九楼顶上放炮仗。后来又搬到法华路，现在叫新华路了，在法华路小学上学，晚上在大草坪上玩攻城游戏。但那时候我们这一批康平路的孩子，讲究的是说普通话，以至直到离开上海时我也不会说上海话。到了北京上小学、中学，但我们这些在‘海里’（现在的流行说法是‘红墙里’，但我们从不这么说）的孩子们，又不讲究说北京话，就像前些年流行港台味的普通话、最近又讲究带外文的中文一样，当时的时尚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任何方言。

    小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可后来发现，不会方言就好像没有老乡，结果变成了自己居然没有故乡。上海人当然不认我是上海人，他们碰到一起是自顾自的大讲上海话，视我如无物。自己连上海话都不会，确实也不好意思算是上海人。奇怪的是北京人居然也不认我，虽然我比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资格当北京人。小学二年级就到了北京，年年清明八宝山扫墓、五一中山公园跳集体舞、十一天安门游行；文化大革命当红卫兵破四旧、改街名砸全聚德牌子骑车围攻公安部；‘四五’上广场献花圈悼念周总理、‘64’上街游行喊口号建街垒；北京的大事哪件少得了我们的参与啊？但我居然还不算正经的北京人，就因为我没学会按北京南城人那样卷起舌头胡里胡涂的说话。

    所以，每当中秋来临，大伙儿都举头望月低头思乡时，我就有点惶惶然，生怕有人又问‘仙乡何处’。真想能说一口乡音，也算有个寄托。没有故乡感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

    大概是起源于农耕社会的缘故，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点思乡之情，难离故土。小时候父母在，不远游。长大了为功名不得不离乡别井，则咬牙忍受，只图个荣华富贵衣锦还乡。但即使坚强如岳飞者，秋风方起，寒蛩鸣时，于三更惊回千里梦，也不由得起来独自绕阶行，望明月而思乡，叹白首为功名。而老了就一定要辞官归故里，只求叶落归根。回不了故乡的倒霉鬼就会象在台湾的于右任一样哀叹：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而洋人们多半起源于游牧民族或渔猎社会，大概思乡之情要好得多。

    我在国内不知叶落何处，但每回出国都思乡。最记忆犹新的是在伦敦，2000年我在伦敦总部工作。中秋的英伦明月同样皎洁，夜深人静独自赏月，仰望良久，思乡之情潜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想想八个小时时差，家人们已悄然入梦乡了。我却独自对月伤感。‘英伦北京万里遥，我月方起尔月消…’。这时再也不想中国哪个城市是故乡了，只想着在遥远的东方，有我熟悉的一切，不管完美与否，在我血液中融入她的文化，包括举头望月低头思乡这种中国人的特殊情结。

    月圆何处空惆怅，故园依稀梦里来。伦敦经历让我知道我的故乡是中国。

    周末逛超市，本打算买些日常用品，可是进去后，却闻到从食品区传来一阵奇香。一时间忘了一切，只顾耸动鼻扇，好一阵才意识到，原来是臭豆腐的香气。

    油炸臭豆腐是我心目中上海的象征。一个城市有他的性格，这个性格是由其建筑、树木、气候、人文等很多东西构成的。上海就是个有性格的城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么多年，好多城市都在模仿上海，以为盖点高楼大厦，修两条宽马路，开些金碧辉煌的酒店商场，就可以称自己是“小上海”了。但是还不行，学不像的。过去天津学过，它有个海河，有一大堆洋房，搞来搞去，还是天津卫，与上海没有什么共通处。后来就是香港了，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以学上海为荣，也确实从上海跑去了一大批有钱人，但发展起来后，香港走上一条国际都市的道路，与上海风格截然不同了。有性格的城市是无法复制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其人文。而地方小吃，是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没有定居上海时，就最思念上海过去的街头小吃。特别是油炸臭豆腐和糍饭糕。

    其实臭豆腐在中国不少地方都有，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上海江浙一带为一派,其特点是豆腐细嫩可口,微臭中透出油香。上海的油炸臭豆腐名气最大，但这仍然是市井小食。在上海吃臭豆腐最好是在街头品尝，初冬寒风乍起，天色阴沉，似我辈这等打工的小人物，为生计拼搏受尽老板的气而不敢言声，触景生情，更是委屈沮丧全部涌上心头不知如何排解。漫步街头正百无聊赖时，忽闻一股奇香飘来，顿时食指大动，循味找去，见一慈祥老者稳坐弄堂口，滚油里臭豆腐上下翻动，寻出毛票三五张换得几块油炸臭豆腐，辣酱一蘸，边走边吃，想想生活还是有好多美好之处，心里顿时感觉好多了。此情此景，过去在上海街头巷尾均有，前几年静安寺等地还可以见到，现在整顿市容，好象已被整掉了。想吃只能到饭店里品尝，或者就是像现在这样，在超市的食品现做柜台吃。但这就像在大剧院的舞台上表演山歌，形还有，神韵却不在了。

    臭豆腐的另一流派也是大名鼎鼎的,那就是毛主席最为推崇的湖南油炸臭豆腐。这一流派的圣地是湖南长沙市坡子街的火宫殿，火宫殿著名的就是湘味小吃，它的油炸臭豆腐按上海人的观点就是臭豆腐泡，基本上都是外皮，蘸着湖南的辣味调料，香辣可口，臭味若隐若现，更有嚼头。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家千里念念不忘，并专程回长沙品尝。至今火宫殿仍保留有毛主席亲笔题词，以此傲视群雄呢。各位有机会去湖南不可不去。

    糍饭糕更是好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不知道在市中心人口密集区早上是否还有这些卖豆浆油条和糍饭糕小早点摊。十几年前到上海来出差，住在东湖宾馆。早上实在不想吃宾馆的早餐，就跑出来找街头小吃。在路口就有个大爷推个小车，卖豆浆和炸糍饭糕。就站在那儿，买上一碗豆浆两块糍饭糕，一两毛钱，吃得浑身舒坦。我不知道糍饭糕的来历，但我想一定是穷苦百姓的创造，早上起来饥肠辘辘，找到些家中的剩饭、切些葱花放点盐团起来往油里一炸，就有一顿美味早餐了。我在伦敦工作时自己烧饭，早餐就是自创剩饭糍饭糕。这些年走南闯北，吃遍了欧陆风味美式大餐，但我这不争气的胃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不值几毛钱的糍饭糕。

    走到超市的食品柜台，买了几块臭豆腐，又是站在这里狼狈地吃着。心中想，别跟我说什么中华文化、民族遗产之类的大概念，在我看来，是油炸臭豆腐和糍饭糕这样的民间食品养就了我们的中国胃乡土情。想起了公司英籍华裔科学家蔡博士的名言：“我可以不是中国人，也可能没有中国心。但是，只要有这个中国胃，我就不会没有中国情！”仔细想想，此言确实有理。

                                              2007-08-30

    大夏天的，一动一身汗，人也变得懒洋洋。加上出差，这博客，真是好久没更新了。

    开博客，本来就是玩儿。商场风急，江湖险恶。每日里做领导状，谨言慎行，弄得浑身不自在，生怕一不小心，真变成那种我自小儿就厌恶的老古板。在博客上有啥说啥，说多说少是自己的事儿，好不痛快。

    但是，既然开了博客，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不，一偷懒，就有人来抗议了。大伙儿挺关注，我也是受宠若惊。立马抖擞精神，继续写文章。看来以后只能“小车不倒只管推”，为大伙儿也是为自己写东西。

    常有人问如何读书如何写文章，还有人来问读书体会，想让孩子从开始读书时就能够尽可能多地接触中国文化。涉及子女教育，就不是个小事，我辈苦哈哈朝九晚八地给老板打工，其实不光是为了自己温饱，很大程度还是为了下一代。不敢误人子弟，还真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并在此与大伙儿交流一下。
 
    这段时候，国学又盛行了。什么天价国学班也出现了。万事物极必反，这些年重洋轻古，现在有一个国学回潮，也是必然的。但是我认为，国学包括文学、哲学、艺术等已衰败很久了，它不可能简单的回归。国学也有它的生命周期，它是在争辩和变动中发展，在沉默和僵化中死亡。看看诸子百家时代的中国哲学是何等意气风发啊，等到儒家一家独大后就了无生机了。文学特别是诗词曲，唐诗到宋词到元曲一直在发展和变化，不仅是文人雅客吟诗作赋，市井无赖也要拽两句，即使是烟花女子，传唱词曲仍是时髦，好诗一出，纷纷传抄，洛阳纸贵。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当然就能够欣欣向荣，到清代以后重考据讲细部，换句话说就是要搞‘专业化’，只有几个所谓的国学大师来研究，没有了群众基础，国学哪能不玩完呢。
 
    因此，在现在建立个人的文学底子（包括国学）还是要靠兴趣，而不是专业化的道路。靠什么国学大师来开班授课，可能经济上的考量更多些。我们要想提升自己的文学水平，包括教育子女，主要是要培养起读书的习惯，多看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嘛。

    我初中也没读完，刚上初二，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天天忙着造反，然后上山下乡，即使后来上个大学，也是‘工农兵学员’，匆匆地‘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了三年，算起来全部受教育相当于高二水平。自己的文学水平提高，得益于从小我父亲对我图书兴趣的培养。小学时，下课后做校图书馆的业余管理员，老到图书馆看书。最早迷上民间文学，各种民间故事童话，看了不知道多少。后来就开始看杂书，中外文学诗词古文，什么都翻。漫无目的只是好玩，什么都当故事看，拿到什么看什么，有兴趣就多看一些，没兴趣就放在一边。古文字不好认，我也不查字典，就是个猜（就像我现在看英文一样），到现在我遇到生字也还是只读半边。也不局限于中国文化，自己受影响最深的大概还有那些文学名著，《九三年》《巴黎圣母院》等等。我觉得，看各种杂书都有用，‘开卷有益’嘛。好读书，不求甚解，是个学习的诀窍，这样容易培养兴趣。千万别太认真，什么东西一专业化就不好玩儿了，反正有一辈子的时间来理解呢。经常看到痴心父母手拿木尺凶巴巴地监督孩子弹钢琴，小孩子眼含热泪楚楚可怜的弹着，肯定心里正想着：“等我长大了，决不再碰这个东西！”，这就与父母的初衷相差太远了。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从来都是我辈的梦想。行路长见识，读书启心灵。每当想到贤人雅士一袭布衣、漂泊天下，见物赋诗、触景生情，仰慕之心总是如滔滔江水….。
 
    但转眼间，我们已进入了快餐年代。乘飞机千里路转瞬即到,网络上万卷书随手可得。但没有行路的艰辛也就失去了探幽的快乐，太多的信息反而带来了浮躁的文风。我们还有心情读书和思索吗？‘荒村十里鸣蛙夜，一盏青灯伴读书’的景色和心境何时才会再现呢？
 
    老子在道德经中已思考过这类问题，‘少则得，多则惑，抱一为天下式’。仔细想想，读书也是这个道理，书要精读，初读书可以广泛涉猎以开思路，到后来书应越读越薄，薄了才能反复读，如果每年能吃透它一两本书，真正学到点东西，始终如一，日积月累，想不进步也难。
 
    写文章也没有什么特别诀窍，就是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呗，关键是说真话言之有物。记得培训讲演技巧，第一要点就是要认为台下听众什么都不懂。因为实际上总有人比你懂得多，你那么一想，难免要束手束脚。看来写文章跟讲演一样，自己就是这么个水平，瞒也瞒不住，无知者无畏，索性豁出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么一来，说不定还会显得有些风格，混个“不落俗套”的美名。当然，如果多些阅历，多看些杂书，就会内容丰富些吧。
 
    做学问写文章最怕的是下笔千言空无一物，观点堆砌条理不清。其实诀窍很简单，可用郑板桥的对联概括为‘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删繁就简把思路说说清楚，领异标新就显得观点新颖,不管自己的意见正确与否,总可以混得过去了。
 
    不过，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把书读薄并不容易。‘书到用时方恨多’总会成为我辈爬格子者心中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