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锡文的BLOG

    前言：

    这是一篇旧文章，过去发表在Emile的博客里，也是我第一篇写童年的文章。

    一直不想写童年，总以为只有老朽才会不停地回忆。但，不止一次，梦回我小时候游玩的中南海大院，回到那恬静的湖畔，还是坐在紫光阁外的花坛边上，谈笑打闹着、用凤仙花瓣染着指甲。不知怎么回事，在其他梦中，我都是现在的样子，只有回到这个大院，我还是孩子。今年初，又梦回童年故地，与幼年玩伴再相见，并与主席交谈甚欢。醒来后，百感交集。

    留恋那种纯真的日子，真的不想长大。 

      以此文，献给“六一”儿童节。 

——————————————————————————————

                    池畔花木今在否？如烟往事思悠悠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60年夏天，那一年我8岁。

    我是在1960年初随父母搬到北京的。从上海法华路393弄的市政府机关宿舍大院搬到北京四合院，落差够大的，再也没有闹闹嚷嚷的一堆小朋友,我住的四合院肃静苍凉，四层套院中除了我们一家只有各种树木，一切外界声音都隔绝了，静得耳朵都嗡嗡响。好在我家是一个大家庭，有一大堆兄弟姐妹，而且我也很快就在中南海大院里找到了更多的朋友。

     说是中南海，但其实分成中海和南海，中海是国务院办公地，南海是党中央所在。这儿的孩子也分两帮，我父亲在国务院外办工作，我当然加入中海的孩子群，与南海那些孩子势不两立了。这两派孩子一直没有大的冲突，缘于中海和南海之间有岗哨，孩子们不能来回跑，能够碰面的只有游泳池。孩子们到周末就聚在一起，在假山和草地上玩打仗游戏，在湖边野跑，与昆虫花草为敌，外办门外花坛里的一串红和凤仙花被我们快摘光了，只为吸食一串红花里的蜜，用凤仙花染指甲。但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暑假，特别是游泳池开放的时候。

     游泳池位于湖畔，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当时还只有一个50米标准露天泳池。在这里我们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处了，可以与南海的对头孩子们隔池相对，炫耀和比拼各自的本领：潜水、各种姿势的跳水和游泳，我们另一个乐趣就是“泳池轰炸”。“泳池轰炸”是专门对着那些在泳池里转圈游泳锻炼的老头老太太的（现在想想，我们当时认为的“老头老太太”肯定没有超过40岁），只要他们游到我们附近，我们七八个孩子就轮流团身跳入池中，掀起一阵阵波浪袭击他们。我看，当时我们一定是人见人厌的泳池小霸王。（不过好像那时候的人也是有耐心，好像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抱怨。）

     记得在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在泳池里闹腾得欢，忽然看到大人们纷纷从游泳池中起来，坐到池边，游泳池一下空了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跟着跳上池畔。听到大家都在说：主席来了抬头望去，一行人从门外走来，毛主席在前面，刘少奇，朱德等几个其他领导在后面，还有两三个警卫人员。毛主席高高的身材，穿一条挺长的泳裤，进来后朝大家点点头，就径直下到水里游起来。大概是从小在湘江边长大，水性太好的缘故，毛主席游泳与别人大不相同。只见他漂在水里，手脚全都不动，脸部却能在水面上呼吸。慢慢地，没见到有任何动作，他人却在水里滚动起来，但头部始终保持在水面上，自由自在地，一付怡然自得的样子。看到主席的泳姿，我们这些孩子都忍不住跳到水里学他的样子，但只要手脚不动，我们全都很快沉入水中。游了一阵，别人都上岸了，他们在专用更衣区休息，记得刘少奇是一付冷冷的神情坐在泳池畔的藤椅上，但毛主席却仍在水中站着，与池畔坐着的人们攀谈。他逐次谈着，向每个人打招呼，态度和蔼随意。我和我姐姐坐在父亲旁边看着。过了一会儿，主席走到我们这里，他个子高高的，站在水里可以直视我们，他含笑地看了我们一眼，问我父亲：“这都是你的娃儿啊？”父亲说：“是啊，我一共八个孩子，这两个是小的。”“几岁了？会游泳吗?”主席看着我们问。“八岁！九岁！我们游得可好了！”我和姐姐抢着回答。“会游泳，好好好。”主席点点头，又走去与下一个人谈话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有些新鲜也有些兴奋，但并没有崇拜感。

    从1960年到1965年，年年夏天都可以在游泳池遇到毛主席，我们在主席来时从不开展轰炸行动，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只希望他老人家能游得尽兴休息好，有时有人趁主席在池畔坐着的机会拿个小本请毛主席签个名，我们都是一付义愤填膺的样子。（现在想想我也该求个签名，真是捶胸顿足啊）当然每次我们都要学主席的游泳姿势，但全都失败了。(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任何人能像毛主席那样游泳。)我一直以为可能主席比较胖，游泳浮力大，但现在我也到了要减肥的地步，还是没学会，这才发现与浮力无关，这是后话。

    除了游泳，经常能见到毛主席的地方是小礼堂。每周六小礼堂都放电影，我们这帮顽皮鬼照例在影院后面占领一长溜座椅（反正人也不多），说笑打闹，对每一句台词评头品足，时而爆发出哄堂大笑。也许是嫌我们太吵，大人们大都不看电影而在隔壁跳舞。（舞场就是紫光阁，现在是国务院领导会见外国重要客人的场所，1997年我陪联合利华的两个主席拜会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就在紫光阁，30多年第一次故地重游。）有时我们也溜过去看。那里光线较暗，天棚上有五颜六色的彩灯，舞场上放着《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广东音乐声，人们跳着交际舞。毛主席、周总理都是跳舞常客。（从没有在游泳池见过周总理，他的胳膊伤了，可能不便游泳。）毛主席在舞场很随便，并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他跳舞也没有什么花样，只是领着舞伴大步流星的前前后后的走来走去，腰杆挺得直直的，像散步一样。倒是周总理跳舞好看点，有些起伏，有时还有些花样。大人们一般不许我们到舞场捣乱，我们也觉得跳舞是最无聊的活动，只愿意聚集在电影院里打闹，大家倒是相安无事。只可惜因此没能多看看主席跳舞。

     最后一次在中南海见到毛主席是1965年，那是一个初秋傍晚，我们一帮孩子约好到湖上划船看月亮，平时只要与看船的老头磨一会儿就可以弄到船，那天不知什么原因，好说歹说使尽了十八般武艺，老头就是不给船。正无奈间，转眼看见毛主席与李宗仁沿着湖边散步过来，一边走一边谈。我们也是急红了眼，发一声喊，就上前把主席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向主席告状。主席低下身来耐心地听着，好一会儿，他才听清楚我们的意思，他站直身子笑了起来，问我们：“你们都会游泳吗？”“当然会了，您不是常看到我们在游泳池里游吗！”我们嚷道。“那你们在湖里游过吗？”“我们都可以游到对岸去呢！”大家齐声叫着。毛主席又逐一看了看我们，说道：“那你们就去划吧。”一阵欢呼，我们全冲向码头，喊着：“主席让我们划的。”每两三个人跳上一条船，看船的老头也楞了，抬头看看毛主席，主席笑着向他挥挥手，他只得无奈的松开缆绳，任我们呼啸而去。

    那一夜，皓月当空，湖水波光粼粼，隔桥可以看到北海公园的白塔，在月光下显现出朦胧而神秘的白光。夜间中南海里的鱼不断地跳起来，溅起水花并用尾鳍拍出很大的声响。除此之外，湖上只听到我们这群无忧无虑的孩子们的桨声、呼啸声和笑声，直到很晚很晚 。。。

    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凡人***，第二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主席成为了神，成了红太阳，虽然还有几次见到他，但都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中叫着、跳着、挥舞着“红宝书”遥遥瞻仰。而我们，也开始了从红卫兵到上山下乡的艰难征程，走上人生的苦旅，无忧无虑的日子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童年就这样过去了，而童年的回忆却永留心头。

    自搬到新办公楼，躲进小楼成一统。上班效率好像高了些，问题是，老是逛不成街，活活变成乡下人了，现在的口头语是：哪天我进城去…。

    周末放风，冲出去报复性消费，刚进了商场就傻了，怎么到处挂牌子说是母亲节。我又土了，怎么没听说过这个节？中国商家好有想法，为刺激消费，这些年把个洋节炒得热热闹闹，先炒圣诞让餐馆笑掉了牙，又炒情人节帮了花农一个大忙。去年开始炒作中国传统节日，什么“七夕”，鹊桥相会牛郎织女，或是重阳，但好像不太成功。这下子又想发展父亲母亲节。不过，管他什么目的，有个母亲节让大家尽尽孝心总归不错。

    一路看过来，各店家的广告牌上都在谆谆诱导，不买点东西还真活不下去，简直是“不孝有三，吝啬为大”。走过一个首饰店，想看看为什么我要给老娘买首饰，广告上豁然写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遂恍然大悟，原来是到了要还债的时候了。

    正好刚写过篇讲投资的文章，其实，投资的最大理想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想想这是好几百年前了，那时的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我们的老祖先怎么能想出这个词呢？在民间俗语中，好象还简单一些，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话靠谱！虽然有点因果报应的味道，总还是一种想产出先要投资的意思。但是经过提炼流传下来,让我们乐此不疲反复说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怎么也令人费解，咱们的先人怎会这么早就有风险投资的概念呢？
 
    先不去讨论有没有这么好的投资项目（大概也是自己一厢情愿吧，反正我在历史中好象没看到什么实例。倒有曹孟德的反面教材，他老兄逃亡途中遇故人，受人恩惠吃喝已毕反杀人全家，知道自己误会后还会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精辟吧？），需要想想的是，我们的‘滴水之恩’都用到哪儿呢？

     如果讲得是对外人施恩行善，首先应将这事儿看成积德，那是自己的事，我在原来的文章中给大家念叨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行善事五读书’，这些都是给自己捞好处的，与受惠者没多大关系。一旦行善涉及功利，与咱们的初衷就不一样了。但我们往往不这样想，小事尚可，你在地铁舍个块儿八毛的给那个拉胡琴的瞎子，我才不信你琢磨着过几个月从他那儿挣出千儿八百块的。但是稍大些的事儿我们就不一样了，我看到不少人，为朋友或同事做一点事，比如说参与了对方的入门面试、在人家提拔时说了好话、他上班溜号你帮着在老板那儿打了掩护….,确实也就是些小忙，滴水之恩嘛，可我们总想对方‘涌泉相报’，永远感恩戴德，事事与己同心，一旦人家没这么想这么做，难免心理失衡，觉得对方不够意思，忘恩负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结果报恩没等到，先结了仇了。

    最可悲的是我们用这种想法要求自己的子女。子女们来到这个世间并不是自愿的，无论父母们是为爱情、为家庭完整、老人期待或者由于某种事故、某种阴谋等等原因使孩子们诞生，总之与孩子们无关。但为人父母者，却喜欢用功利心来养育子女，要他们完成自己没有完成的任务，要他们给自己挣面子，还要‘养儿防老’，细究内心深处，还是那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其实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投资子女不如投资房产。在上海这个地方，把孩子养到上完大学能挣钱，少说也得有23年，投资额80-100万人民币，就算这孩子良心好或已被父母教傻了，工作后把一半工资孝顺父母，也不过每月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如果把100万买房产出租，每月也能收入2000至3000元，更不用说还有升值的潜力呢。

    为人父母，无功利心就好了。别跟我说什么“涌泉相报”，我也不是风险投资家。孩子们从出生之日起，以其童真欢笑温言软语，为我们带来多少欢乐，使我们庆幸此生不虚，这些回馈无法衡量。

    为人子孙，应能铭记父母和长辈们的养育之恩，投桃报李。能以父母长辈对自己的一片真情同样付出，就算尽孝了。又想起我的父亲，自己能回馈给他的，远远不足以报答他对我的付出。其实，老爷子也实在没指望这些，他只希望我们一生太平茁壮成长，能为这社会做些好事。他这些付出我又怎么能涌泉相报呢？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德此恩，只能来世再报了。

    无论是积德行善还是养育子女，持平常心、无功利念，才能享受施恩的快乐和子女的亲情。‘滴水之恩，滴水相报’，这样想这样做，对人对己善莫大焉。

（金寨县的史河，古称决水。旧县城已在水下）

    17号，随英国总领事到安徽参加徽商大会。两天的熙熙攘攘，无数的会见宴请，只弄得昏头昏脑，到后来，已分不清省长市长谁是谁了。事毕，正是周末，想到科技部正组织专家到安徽农村下乡服务，其中有我的老朋友，他们就在大别山老区的金寨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能有个机会去服务一把，也算作了点有意义的事情,不辜负这几天。于是，周六早上，直奔大别山。
   

    金寨县地处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此地山陵重叠，树木丛生，一条清水河穿县城而过。此河名为史河古称决水，是淮河最主要的上游支流。大别山区过去生活艰难民风彪悍，穷则思变，所以金寨一直是革命武装斗争的主要发源地。早在1924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组织。1929年爆发了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红一军、红四军、红十一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均在此诞生或活动。张国焘、董必武、叶挺、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人都在这里活动过，著名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就是进驻这一带。
   

    想想也是感叹，当时人口也就是十多万的一个金寨县，在战争时期就有十万儿女参加革命，他们告别父老乡亲、吻别娇妻幼子，背井离乡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到新中国建立时，这十万壮士绝大多数都战死沙场，而且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能记得名字，上了英烈榜的只有10618人（其中县团级以上烈士400多人）。有幸见得到新中国成立的只剩下一千多人。这些幸存者中，200多人担任了省军级领导职务，有59位于五六十年代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8人授予中将军衔（包括名将皮定钧），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解放后，老区人民还是要作牺牲。刚解放，毛主席就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豪言壮语。为了治淮，在金寨县建设了两大治淮水库梅山、响洪甸水库，总蓄水量达五十亿立方米。为了水库，县内流坡、麻埠、金家寨三大经济重镇、十万亩粮田、十四万亩经济林沉没水底，十四万民众流离失所移民深山。失去了良田的金寨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
   

    这么好的人民，能为他们做点事，真是三生有幸呢。
   

    科技部这次下乡，组织了一批知名专家，从农业技术到权威医生，分三路分别进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大别山区。到金寨县这一路光从北京就来了十几个。其中好几个知名教授，比如妇产医院的齐教授、安贞医院的孙教授等，这些都是在北京都挂不上号的权威。我的朋友（他最不喜欢别人披露他的姓名，为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就称他为“大侠”吧。）是这个团里唯一没有职称和衔头的专家，也是一个异类。
   

    大侠不知何许人也。家住京郊，从小学道修功练武，既有家传绝艺，又遍访中西名医学艺。到后来，练得一身正骨绝学，无论是跌打损伤、腰椎颈椎病痛，还是多年沉疴、疑难杂症，到他这儿往往手到病除。其人深藏不露，平日做一小公务员度日，轻易决不出手治病。纵使巨商富贾高官显贵，如无好友相求也是不治。说是：“中国如此之大，病人救不胜救，我这点玩意儿只能救有缘人。”其坦率随性之状，颇有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那些神医的作派。但大侠古道热肠，几次科技部请他出山为老区人民服务，他都是欣然前往，这两年已去了陕北、江西井冈山，这次又来到大别山。
   

    对大侠的医术，我是深有体会的。前些年我腰椎间盘突出，几乎成为废人，他用了一年时间治得我至今仍能云游四海。去年一个老同事也是腰椎间盘突出无法行走，多方治疗不果，最终决定在北京医院手术治疗，在动手术的前一天，我硬把他从病床上拉出来交给了大侠。三个月后，这老兄活蹦乱跳地来见我，说是他想参加保龄球大赛。这次到山区为乡亲服务，不知又有多少有缘人得益呢。
   

    车行三小时到了金寨县城，这里是在五十年代修水库的建设指挥所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原县城已淹没在水下了。县城不大，沿江而建，只有一条主街。虽是贫困县，但街上也是店铺林立人头攒动，正值周末，居民们一家老小全体出动，看看商店，在街边的小摊谈谈价钱，或到那些沿街的小饮食店吃点东西，也是其乐融融。入夜，街上人更多，更多的小摊小贩出来了，整个主街都成了步行街，也没有见到城管来驱赶。县城中央还有个空地，他们称作体育场，实际上也就是块空土地。夜里却挤满了人，过去看看，也没有什么活动，有些人在打太极拳，还有人在跳舞，大多数人就是在那里三三两两地聊天。过去，这种情况全国到处都可以见到，现在人们却都关起门来看那些无聊的电视，不再这么交流了。我们几个北京人都在说，好久没见到这么有生活气息的小城了，这些年，我们大多数城市都被规划和城管管得没有了人性，只有铜臭气和官气。问了一下当地人，都说在这儿一千来块的收入就是高的了。但他们觉得还行，日子还是挺滋润。看来，幸福感确实与收入关系不大，我们过去在消费者调查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在中国，满意度较高的是中小城市的中等收入人群，大城市的高收入人群反而压力大埋怨多。确实，别说别人，就是我自己也是看着那些亿万富翁心灰意懒的，觉得自己不成功。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看来是个真理。
   

    周日上午，为当地乡亲的义诊就在那个体育场开始了。专家们身穿白大褂头戴小红帽一排坐下，当地居民闻讯蜂拥而来，在各专家前面排成队伍。大侠前面排了几十人。我也是戴着小红帽挂着专家证做专业状，不过只是帮大侠维持秩序，给患者讲些简单的康复锻炼方法。
   

    由于条件所限，这天只治颈椎病。大侠治疗是手法气功并用，患者过来时，光看对方的身形步法，他已知六七分病情。坐下后有X光片更好，没有就手法探索，然后屏气凝神，运气在身，出手如电，只两三下四五秒，已大功告成。看似简单，却耗功力。为准备这次义诊，大侠已练了一个月的功，这天早餐还连吃六个鸡蛋以补充体力。就这么每看几人，也是大汗淋漓。我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就递毛巾拿水杯，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光看介绍，只是没有头衔的“XXX，骨科”两字，与旁边的“齐庆青，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教授”等相比，寒酸了许多。但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当地人从小挑担，颈椎受压迫，在后脖子处多有一个鼓包，我们称为“水牛背”，小时候倒没感觉，但血管受压迫，脑供血不足，到了一定岁数，手也抬不起来，头也晕，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大侠对付这种病，就是看准了，气贯掌心，照水牛背上就是一掌。患者一阵激灵，病情立即缓解。
   

    头几个患者治完，人们已经开始骚动了。后来一个老石匠出现了，他可能是个有名的人物，人人认识他。不知什么原因这老汉右臂抬不起来，活也干不了。他自述已到处寻医求药几年，仍无成效，生计也受影响。大侠细细一看，说是不碍事，遂运气在身，先是左右把脖子一扳，然后将石匠的右手猛力往下一拉。只听石匠一声大喊，疼得五官全都扭曲在一处，片刻，老汉疼痛稍缓，试着抬了抬右臂，起来了些，然后又试试，居然抬起来了。老石匠一阵狂喜，又是半信半疑，反复试了几次，果然全无妨碍。这时人群已又围拢看下一个患者的治疗，老汉挤开人群，一定要感激大侠。大侠说：我们是来为老区服务的，你要谢就谢党和政府，是他们让我来的。老汉死活不干，居然凶悍地把人群驱散，空出了一个大圈。他说，那，我就给你唱一个歌来谢你！言毕，高声唱了一支山歌，那嗓子粗悍有力声震四野。唱完，深鞠一躬，转身离去，一路还兀自挥舞着手臂。见此情景，好多旁观者都掏出手机，通知亲朋好友赶紧前来，神医在此！人群也愈发拥挤。
   

    整整一上午三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大侠治了三十多人，但队伍还排得挺长。别说大侠已精疲力尽，就是我也腰酸腿疼满面通红。只得打道回府吃饭去也。没治到的患者纷纷打听下一个治疗地点，全都要跟去呢。
   

    可惜我周日晚上在合肥还有会见，不能跟大侠他们下午去拜望老红军了。只能依依不舍地告别大家，

    出得金寨县城，路经史河时，想想还是让车停下，拿着相机想再照几张相。河水径自流去，两岸青山无言。想当年红军就是这么咬牙离去一往无前。十万壮士离别去，几人回得金寨来？他们也可能知道此生难回故土，但绝不会想到，即使他们死后有灵，也再也找不回自己的家园。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此长于此的故园已永远沉入湖底，也为国牺牲了。
 

    三三两两的行人经过，漠然看着我这个正依栏沉思的外乡人。这会儿，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农村汉子和婆娘，心中完全是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这些淳朴的人们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心。为了他们所爱的人所爱的事物，他们可以委曲求全、可以忍辱负重，可以牺牲小我，但一旦他们决定了爆发了，他们是不可阻挡的，而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被创造了。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无论是国家城市还是单位公司，真应该记住这个真理，好好感谢和爱护我们的普通民众。

    车渐行渐远，而我的心绪仍是起伏着。短短两天，老区人民给了我一个思索和受教育的周末。望着正离我而去的大别山，我默默地说，我还会回来的。

                                             2007-05-22

后记：在义诊时，发生了件匪夷所思的事，我一直拿在手里照相的相机中的存储卡忽然不翼而飞了，连同里面2G的照片。百般寻找，不得。只得回房取来备用卡匆匆补照几张照片。先前照的包括老石匠治疗时的情景是补不回来了。一憾事也。

   （条件不好也要治）                       

（手到病除）

     （

幸福的志愿者）

另：此文纯属纪行之作，非商业广告也！如有按图索骥，前来要求找大侠治病者，无论是挚爱亲朋还是商界好友，本人将一律不予受理。有言在先，莫怪言之不予也！

    “斟酒迎月上，泡茶等花开”，这是黄永玉先生北京通州居所万荷堂内的楹联，就挂在花园荷塘边的建筑上。楹联为黄苗子先生手书，讲的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昨天，永玉的夫人张梅溪阿姨在万荷堂举行酒会，庆祝梅溪画展开幕。我正好在北京，又与他们全家相会了。

    永玉这一家子都是艺术家，黄先生本人就别说了，现在如雷贯耳了，诗书画三绝。夫人梅溪过去是儿童文学作家，是个才女加美女，我们第一次见到她年轻时的照片时，惊若天人，她也能画，油画水彩速写并无拘束，都是小尺寸的画，精巧细腻，最适合在夕阳时分，端坐静室，手捧此画，细细观赏。黄先生的子女黑蛮黑妮在五十年代就都是闻名全国的儿童画家，黑蛮画猫一绝。后来他们去了意大利学习，黑蛮跟意大利著名雕塑家学徒，现在在香港，还是画画，每期《壹周刊》里都有他的一幅插图，是给张五常的文章配的，不过我看不出这两者间的关系，比起张五常的文章，我更喜欢黑蛮的画。黑妮现在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旧译翡冷翠，这个名字好象更传神），教书养猫画画，悠闲自在。

    认识永玉一家有40年了，小时候，黄先生位于北京站旁罐儿胡同（后改名京新巷）里的陋室是我们的天堂。那时每日与黑蛮他们厮混在一起，下棋游泳划船。最留恋梅溪阿姨亲手做的菜，特别是湖南熏肉。在院里用砖头围一圈，放上从公园里捡回来的松枝松针，小火点起，架上好五花肉慢慢薰。肉的油水滴到松枝上，松树的香气渗入肉中，要好长时候才能薰好。这肉，烧出来肥而不腻，带着一种独特的松树香气，总被我们一抢而光。这些年走南闯北，再也没有品尝到类似的美味。

    在京新巷的时代是清苦的。文革中黄先生早就被打倒了（黄先生有一系列文章回忆当时，这老头，文章写得极好，五体投地呢。），那时没有什么人敢与他接触，我记得来的大人们如沈从文、许麟庐、黄苗子等，一个个戴着帽子口罩，进屋后才摘下来，搞得像特务接头似的。但在京新巷的日子也是幸福的。那时黄先生一介平民，来往的全是真心朋友。大家在小屋里谈天说地听音乐，其乐融融。小客厅只有五六平米，一扇小窗。为拓展视野，黄先生还特意画了一幅油画，是一扇外边繁花似锦的窗。往墙上一挂，感觉透亮了好多。

    在京新巷的小屋里，我们感受着中国的动荡。周总理去世时，大家悲痛欲绝，黄先生连夜刻了那幅著名的周恩来肖像木刻，画面上总理消瘦而坚毅，坐在沙发上思索与敌人的最后一搏。见到这幅木刻的人都为之感动，黄先生的老友们全想收藏，黑蛮和我就抓紧拓印，在版画上涂上油彩，用象牙棍一点点地把画面拓到宣纸上。得知“四人帮”倒台的那晚，我们欣喜若狂，黄先生激动地画了一幅秋意图，画上是菊花下一壶老酒四只螃蟹，题款曰：看尔横行到几时！见者无不拍手叫绝。看到我们这么高兴，黄先生答应给我们一人画一幅，给我的那幅是我自己看着他画完的，颜料没干，就挂在墙上晾着，我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谁知几天没去，再跑去时说是被别人死磨硬泡地抢去了，以后再补给我。那时哪儿在乎，拿走就拿走，以为机会有的是。但三十年过去了，这幅画至今还是只能在记忆中一遍遍浮现。

    几十年过去了，黄先生的居室也从陋室到公寓再到豪宅，而且是花园酷似颐和园谐趣园的宫殿式豪宅。这不，一说开酒会，马上高朋满座，文人雅士云集通州万荷堂。傍晚时分，清风习习，荷塘边人头攒动。席间还有著名萨克斯演奏家范圣奇演奏助兴，这老汉是范仲淹的直系后代，七十五岁了，还自称好食肉喜女人，吹起萨克斯气力不减，只听的众人如醉如痴。

    荷塘夜曲声中，往四周看去。斯人已老，风采犹存。想想看，黄先生居然已经八十五岁了，梅溪阿姨也八十岁了。直到现在，才等来人生的自由。想来，人生也就是一场等待。从等待成长、等待过年、等待每一个寒暑假；到等待被培养，被提拔，等待自己一生的爱人出现，等待孩子的成长自己的成功；我们一直在等，等待那个叫做“时机”的东西。陈毅元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我们努力着等待着，与此同时还要笑对人生，其心态就应如斟酒待月泡茶等花。

    夜色渐深，酒会已近尾声。看到在楼阁间有另一个楹联，是黄先生自己的笔迹。上书：“静夜钟声醒梦中之梦，澄潭月影窥身外之身”这是《菜根谭》中的一句，此言正合此景。人生如梦旧欢如梦，此梦难醒。世事浇漓，外其身而身存，但如何能置之度外？这些已困惑了我们多少年啊？
   

    告别万荷堂，走至院外，有凉亭一座，是黄先生为周边乡亲歇息而建。亭后巨石上有先生手书“侃亭”，几个当地乡亲正在里边乘凉。这个想法好，白头翁媪，笑谈兴亡。月自圆亏，花自开落，哪管你梦醒不醒。有这触景生情的功夫。不如侃去！

2007-05-16

（范圣奇在演奏）

  （黄永玉先生和我）                          

 (演奏家范圣奇）

（荷塘土地庙里的土地公婆，黄先生自己造的）

                 （猪年雕像，黄永玉制）                    

（侃亭）

新茶又上市了，每年全是这个时候。绿茶这东西讲究个新，从清明前就开始陆续上市，叫“明前茶”，最贵，怎么也要一两千元一斤。当然炒作起来不得了，见过八万元一公斤的。然后是“雨前茶”，好几百一斤。开春后这茶叶一天一个价，到五月中旬以后，就不值钱了。茶农剪剪枝施施肥就歇了，只等第二年才能再采摘换钱了。

过去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好像茶叶真的是“集天地之精华”，当然越早越好。现在成了茶贩子（好多人不知道，联合利华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公司，当然，主要是红茶，最近几年才生产立顿绿茶），被扫了茶盲，才知道这个观点不可取。其实太嫩的茶叶味道淡，也不经泡，两遍开水一泡，就没味道了，反而是稍便宜一点的茶叶里边有效成分多味道香经泡。过去也有这感觉，但不懂也不敢说，生怕人家说我土气，吃糙食的牙口。现在不一样了，到茶区，人家要给我那些“贡品茶”，我也就是一挥手，说，“我还是喜欢那些稍微耐泡一点的，一百元左右的新绿茶，好喝。别给我这些太嫩的！” 别人还要马上陪着笑脸附和道，对对对，您懂行！然后马上换成普通茶叶。我又省了钱，茶叶也好喝，多划算的事儿啊。

真正开始喝茶还是源于我父亲，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儿了，我才十四五岁。文化革命前期造反还没涉及国外使馆，但后来陈毅外长也被打倒了，连周恩来总理也保不住这些驻外的外交官。所以，到1967年父母亲从国外被调回来批斗，刚下飞机就直接上批斗会，戴高帽子挨大巴掌，也算补一下课吧。

父亲生性乐观，上午到外交部被批斗，下午回到家照样好吃好喝，全然看不出牛鬼蛇神的样子。他教我下围棋，给我讲历史。父亲喜好喝茶，一到春茶上市季节，就会吩咐：给我买茶叶去，一两西湖龙井、二两六安瓜片。我立马就骑车去西单商场的茶庄，好象是最好的龙井要十元一两，六安瓜片比龙井便宜，大概在七元一两，所以我一直以为六安瓜片比龙井要低一档。但我还是喜欢喝六安瓜片，我觉得六安瓜片耐泡，颜色青翠清香持久，更合我口味。龙井名声在外，但好看不好用，绣花枕头一个，两杯水一泡，就淡而无味了。

新茶到家，父亲就张罗着喝茶。在家里四合院的客厅坐下，玻璃杯放好，茶叶放入，开水烧好后稍微等一下（说是80多度的水最好），往杯里一冲，就见茶叶根根碧绿地舒展起来，水色也泛起浅绿色，一缕清香若有若无，此时，斜阳下，整个屋子都生动了。

一杯清茶在手，心情也随之淡雅起来，父亲就会跟我说古论今。当然不提政治，一则我还小，才十几岁，半懂不懂的。二来也是难以说出口，国家闹到这个样子，他们这些打江山的人自己也搞不明白。我们谈最近看的书。那时候，父亲正让我看《鲁迅全集》，大砖头似的十几本，一篇篇地通读。后来又让我在他的书柜里随便找书看，不管是诗词也好哲学也罢，甚至古文的《昭明文选》，也是拿来通读。他的方法挺好，只让我看，不认识的字也不必查，看得通就行。喜欢的就多看两遍，不喜欢的就匆匆读过去。当年也没觉得什么，只觉得这样看书好玩，但以为这么不求甚解没什么用。到后来大了，书中的内容反而会逐步回忆起来，写东西时好像也有个模板可以参照，这才知道，真学到些东西了。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谈过一阵诗书，往往要再来两盘围棋。小时候父亲教我下的围棋，到文化革命时，我们一帮子同学反正也不上课，下围棋成风，个个棋力大长。到68年左右，老爷子想赢我已是十分困难了。我们下起来风格大不相同，老爷子好勇斗狠，喜欢短兵相接打乱战。我却是最怕跟人纠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辗转腾挪，失之东隅收之西墙。棋枰之间，锻炼了我的大局观，终身受益呢。

清茶时间大概延续了近两年，一直到69年。那年我去了北大荒插队，老爷子去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我们告别了那座幽静的四合院，而且再也没回去过。

儿时就这么过去了，但一直到现在，每当春茶上市，端起茶杯闻到茶的清香时,父亲的音容笑貌和深情还会浮现在我眼前。

2007、5、10

(新茶上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