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锡文的BLOG

    又是江南雨，细细的，飘飘洒洒。这一周，全是这样。透过我的办公室落地玻璃窗往外看，还是那样阴沉的天，远处的高楼，在薄雾下沉默着，道边的树，叶子还在，却发出暗绿的土色。小雨中，一切都是默默地，好像在等待什么。转过身，叹口气，心中顿生惆怅。

    到上海工作已经十几年了，还是不习惯江南的冬天。不由地又想起北京那大咧咧的冬阳，无拘无束地倾泻下来，北京冬天的阳光是上天的恩赐，令人急于出门，哪怕只是在屋前猫一会儿也好，虽然墙根里阴影下还留着有点黑乎乎的残雪，西北风还摇动着门口大枣树的枯枝。

    昨天，为公司一位外籍高层开欢送会，又提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我们总部在上海，和路雪工厂在北京，老外们往往在北京上海都工作过，对比这两个城市，是他们永恒的话题。这么多年，老外来来往往，这一点，却从来没有一致的意见。奇怪的是，只要是先到北京工作的老外，肯定是推崇北京，眼眉之间，一片忠诚。而来中国就到上海工作的，则对上海津津乐道，说起北京，嘴巴一扁，像极了上海人的表情。城市表情，难道会传染？

    每到这种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会转到我这儿，“Mr.Zeng，你的看法怎样？”凭什么!又是让我评论？我最怕这个话题。

    从来就怕问仙乡何处。我生在无锡，幼年在上海，直到八岁。住过的地方真不少了，我能记得的最早是住静安的海格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只记得那套老公寓，棕红的地板和门。我们一堆兄弟姐妹是闲不住的，老在家里打闹玩耍。我奶奶，一个苏北老太太，总要管我们，急了就拿拐杖打。老太太一打我们就四散奔逃，她是小脚，追不上这帮“讨债鬼”，就坐在地上哭。后来又住到康平路，还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时除四害，全城统一在同一天敲锣打鼓放炮仗来消灭麻雀，自己还跑到我们那个九楼顶上放炮仗。然后又搬到法华路，现在叫新华路了，在法华路小学上学，晚上在大草坪上玩攻城游戏。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说普通话，直到离开上海时我也没学会说上海话。到了北京上小学、中学，但我们这些在府右街附近行走的孩子们，又不讲究说北京话，就像前些年流行港台味的普通话、最近又讲究带外文的中文一样，当时的时尚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任何方言。

    小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可后来发现，不会方言就好像没有老乡，结果变成了自己居然没有故乡。上海人当然不认我是上海人，他们碰到一起是自顾自的大讲上海话，视我如无物。自己连上海话都不会，确实也不好意思算是上海人。奇怪的是北京人居然也不认我，虽然我比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资格当北京人。小学一年级就到了北京，年年清明八宝山扫墓、五一中山公园跳集体舞、十一天安门游行；文化大革命当红卫兵破四旧、改街名砸全聚德牌子骑车围攻公安部；无论是在广场上献花圈悼念周总理、还是上街游行喊口号建街垒；北京的大事哪件少得了我们的参与啊？但我居然还不算正经的北京人，就因为我没学会按北京南城人那样卷起舌头胡里胡涂的说话。

    所以，到评论两个城市的短长时，我的感受跟别人不大一样。

    看城市，第一感受往往是那里的风貌。过去，北京和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北京的天际线是宽广的，从长安街西望，高大的杨树下，西山的轮廓清晰可见，蓝天，淡淡的卷云，山色青紫，一层霭气微微升起。近处，灰色的胡同纵横，沿街的高大而又方正的建筑，有些霸气有些富贵又有些厌倦地，稳稳地盘踞着。而上海则不同，看不到远方天际线，只有一片片高楼，把街道挤在中间。路边的楼底层好像全成了店铺，沿街店铺招牌层层叠叠，五颜六色，街上熙熙攘攘，一片生机。但现在，这种区别慢慢消淡了。北京上海的旧城，步步后退，让位给新的商业区。都是一样的玻璃建筑，一样的品牌专卖店，一样的橱窗陈设。经常想，要是一夜之间把我扔到中国随便一个大城市中心，让我猜这是成都、杭州还是上海北京，甚至是合肥、石家庄，保不齐我还真含糊了。这年头，大家都一样。

    但城市的灵魂，却无法同化，这灵魂就是人。千百年文化的沉浸造就了每个城市的人情世故，筑就了城市的性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京人在北方汉子的豁达不拘中混杂着八旗子弟的玩世不恭，加上皇城根下的官场传统。所以，北京人凑到一起，就是个侃，海内海外奇谈怪事、官场江湖恩怨是非，无所不侃。讲到动情处，拍案而起，自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朝朝代代北京政治运动层出不穷。但“侃爷”们做事的能力不敢恭维了，北京人行事粗放，不拘小节，好面子讲交情，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不免有些捉襟见肘了。我老跟别人讲，在北京，只要不是武警站岗的要地，哪里我都混得进去。在门岗处点点头，作闲庭漫步状，十之八九，就进去了。可在上海，门都没有！只要有个门卫，哪怕是退休老头儿，你都别想，那个认真劲就别提了。

    多年商业社会的浸润，给上海人平添了一份精明。上海人的精明是有名的，过去，只有上海人可以清晨四五点上街买菜，就图个菜色新鲜。改革开放后，虽然一开始上海人要“轧轧苗头”，看看别人会不会吃亏，把发财的先机都让那些混不吝的“二愣子”们捞走了，但等到全面铺开来拼本事的时节，上海人的商业头脑，还是令他们整体超出其他地区一大截。当然，有的时候过度精明，也让上海损失颇多，“过犹不及”嘛，。比如说浦东机场就是个例子，把这么个大机场放在离江浙最远的海边作甚？小心眼害人害己，江浙怨声载道，自己也不方便，我每次出国，去机场的路上一个小时都在抱怨。现在只好再扩建虹桥机场和建磁悬浮延长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作生意上，上海人还是一板一眼的，谈判起来不容易，但只要合同签定了，一般就可以放心了。不像好多地方，胸脯拍得山响，合同签得很快，但要落实，还要看你自己的造化。当然，既然是商业社会，总要有商业头脑，上海人不会仅仅凭交情做事，每个人都会被定位，阶层清楚的很。

    这两年当上上海市人大代表，有很多机会听上海市各级政府官员介绍情况。每次，都要感叹上海培养的干部还是很有水平的，思维谨密，条理清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还有什么问题。这也是上海城市管理水平高于其他城市的原因。

    横戈老弟又在那儿鼓捣什么双城记。双城现象各国都有。德国的柏林和汉堡、意大利的罗马与米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悉尼，日本的东京与大阪、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好像都是跟北京与上海之分有些相像。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总有不同的基因。

    老在想，退休到底定居在哪儿？向往着眺望西山，与故交把酒畅谈，闲步胡同间的北京闲散生活；也憧憬着驱车江南，看油菜花开满眼，品茶西湖边的江南精致风情。鱼和熊掌是否可以兼得呢？

    抬眼向窗外望去，远处塔吊林立，那是正在建设中的虹桥交通枢纽。明年，从上海到北京就有高速铁路了，也就是五个小时的愉快旅程。还管什么定居上海还是北京，天下大同了。只是希望这些城市能保持它的风貌，包括文化，个性和语言，即使是我听不太懂的鸟叫般的上海俚语，还有我永远说不会的糊里糊涂卷舌的北京城南土话。

     夜半，梦醒。梦中一直在挣扎，寻路前往普陀山，不知为何。

    正是凌晨三点半，却睡不着了。又想起昨天听到的噩耗，不觉悲从中来。

    昨天接到电话，说赵老爷子乘鹤西行了。老实话，当时只是有些懵，不真实的感觉。照常上了一会儿班，心情开始不好了。提前打道回府，散了一会儿步，还是打不起精神来，只觉得没着没落的。直到现在，夜半，才开始意识到，没有赵伯伯，这个世界对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泪水，潸然而下。

    马上就是二月二十八日，我父亲去世十二年。在这个世界上，我视为父辈的，只有三个人：父亲、吴伯伯和赵伯伯。我父亲潇洒乐观，好喝酒交友。吴伯伯风趣温和，打得一手好桥牌。赵伯伯冷峻达观，过去打网球，近九十岁后，网球不打了，但还能打桥牌，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去年底，吴伯伯刚去世，对赵伯伯的去世，心里真是无法接受。

    父亲去世后，我能到上海长期工作的原因，一是无太多牵挂，还有就是并不感到上海有太陌生。其中原因，一部分还是因为有赵伯伯在，总有些家的感觉。

    并不多去宛平路赵伯伯的家中，两三个月，跑去晃晃。有时聊聊天，也有时进去，看见赵伯伯在楼上打牌，上去看看，随口寒暄，翻翻他的武侠小说（这点，赵伯伯是我的同好），再跑到楼下看看报纸，就跑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下。我这么跑来跑去，连赵伯伯的小狗都习惯了，见我连叫都懒得叫，趴在那里抬眼看看，尾巴都不摇一下。但是，有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它在，就是精神上的堡垒。赵伯伯经常问问自己的工作，向他简单地汇报时，在心里把那些自己堆积在心中的大事小事不大不小的事情翻翻，发现那些平时的委屈、办公室的政治、自认为的麻烦，居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都不值得一提。为什么之前自己会这么在乎呢？离开宛平路，真的好像把这些烦恼清干净了。男人，确实只有在父辈的熏陶下才能成熟。

    原以为这种日子会到永远，即使赵伯伯已经九十三岁。一直到这次他住院，也觉得没什么，个把月就该出来了，谁知道，就此天人永隔了。

    天色渐渐亮了，窗外还是阴天，只是不下雨了。摇摇头，想想这个不一样的世界，这是个我只有责任，没有父辈的世界，再没有地方可以软弱一把，也没有人可以威严地俯视我，向我轻轻地吐出几句话，让我感到自己还小，还不够成熟，还有得可学呢。我，终于长大了，在这个没有父辈的新的一天。

    赵伯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