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中秋,又见明月。中华民族对月亮一直是敏感的,几千年都用阴历,以月计时。但更多的还是寄托感情,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对月伤情把酒感怀,数千年留下了多少诗词歌赋。飘逸的咏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豪放的醉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但最沁入人心的诗句还是我们从小就熟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确实,当秋夜已深,树影下秋虫声声鸣不住,独自徘徊月下,当然会起思乡之情。

        总以为自己没有故乡。我生在无锡,幼年在上海,直到八岁。住过的地方真不少了,我能记得的最早是住静安的海格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只记得那套老公寓,棕红的地板和门。我们一堆兄弟姐妹是闲不住的,老在家里打闹玩耍。我奶奶总要管我们,急了就拿拐杖打。老太太一打我们就四散奔逃,她是小脚,追不上这帮“讨债鬼”,就坐在地上哭。后来又住到康平路,还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时除四害,全城统一在同一天敲锣打鼓放炮仗来消灭麻雀,自己还跑到我们那个九楼顶上放炮仗。后来又搬到法华路,现在叫新华路了,在法华路小学上学,晚上在大草坪上玩攻城游戏。但那时候我们这一批康平路的孩子,讲究的是说普通话,以至直到离开上海时我也不会说上海话。到了北京上小学、中学,但我们这些在‘海里’(现在的流行说法是‘红墙里’,但我们从不这么说)的孩子们,又不讲究说北京话,就像前些年流行港台味的普通话、最近又讲究带外文的中文一样,当时的时尚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任何方言。

        小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可后来发现,不会方言就好像没有老乡,结果变成了自己居然没有故乡。上海人当然不认我是上海人,他们碰到一起是自顾自的大讲上海话,视我如无物。自己连上海话都不会,确实也不好意思算是上海人。奇怪的是北京人居然也不认我,虽然我比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资格当北京人。小学二年级就到了北京,年年清明八宝山扫墓、五一中山公园跳集体舞、十一天安门游行;文化大革命当红卫兵破四旧、改街名砸全聚德牌子骑车围攻公安部;‘四五’上广场献花圈悼念周总理、‘64’上街游行喊口号建街垒;北京的大事哪件少得了我们的参与啊?但我居然还不算正经的北京人,就因为我没学会按北京南城人那样卷起舌头胡里胡涂的说话。

        所以,每当中秋来临,大伙儿都举头望月低头思乡时,我就有点惶惶然,生怕有人又问‘仙乡何处’。真想能说一口乡音,也算有个寄托。没有故乡感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

        大概是起源于农耕社会的缘故,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点思乡之情,难离故土。小时候父母在,不远游。长大了为功名不得不离乡别井,则咬牙忍受,只图个荣华富贵衣锦还乡。但即使坚强如岳飞者,秋风方起,寒蛩鸣时,于三更惊回千里梦,也不由得起来独自绕阶行,望明月而思乡,叹白首为功名。而老了就一定要辞官归故里,只求叶落归根。回不了故乡的倒霉鬼就会象在台湾的于右任一样哀叹: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而洋人们多半起源于游牧民族或渔猎社会,大概思乡之情要好得多。

        我在国内不知叶落何处,但每回出国都思乡。最记忆犹新的是在伦敦,2000年我在伦敦总部工作。中秋的英伦明月同样皎洁,夜深人静独自赏月,仰望良久,思乡之情潜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想想八个小时时差,家人们已悄然入梦乡了。我却独自对月伤感。‘英伦北京万里遥,我月方起尔月消…’。这时再也不想中国哪个城市是故乡了,只想着在遥远的东方,有我熟悉的一切,不管完美与否,在我血液中融入她的文化,包括举头望月低头思乡这种中国人的特殊情结。

        月圆何处空惆怅,故园依稀梦里来。伦敦经历让我知道我的故乡是中国。

  •     午夜梦醒,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为何,梦中自己反复念着两句词“夜来幽梦忽还乡,十年生死两茫茫”。

        此时夜深人静,窗外秋虫鸣成一片,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四川眉州,苏东坡的老家。我来这儿考察当地的资源,包括茶叶和化工原料,同时也把早就准备建立的希望学校确定下来。昨日整整跑了一天,上山下乡,先去了学校,又看了茶园茶厂,下午还马不停蹄地连看四个日化厂矿。而现在,自己正在眉州市政府的东湖宾馆。

        这两句词是我年初梦到父亲时拟定的题目,早就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今年是父亲去世十周年。但一直没动笔,不知怎么下笔。老爷子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很难用一篇文章记述。这个感觉,就像“大恩不言谢”的意思一样。但为什么今夜梦中一直在念着两句词?眉州与老爷子有什么交集呢?

        自己能做这个工作走到这里,不能不说是父亲的缘故。老爷子几十年从事外交工作,在外交界有极深的人脉。但他从来不许我们这些子女往这个领域靠近,甚至不许我们学外交和外语专业,以免受到照顾。所以,我们这八个兄弟姐妹全是理工医学等专业。我当了十二年兵,转业后到轻工业部工作,然后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联合利华。现在想想,虽然父亲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他这个要求对我们的成长却有好处。知道自己没有后台,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做人做事,每一分收获都要靠自己努力打拼得来,这反而给自己更多的机会。不然,我现在可能也就是做个司局级干部,哪有机会到跨国公司做高管,像这样夜宿眉州呢。

        清早起来,昨夜的梦境仍是历历在目。我好像天天做梦,但绝大多数梦根本记不得,只要能记得的梦境,一定是有什么意义。带着一丝疑问,我们拜访了三苏祠。眉州是苏东坡的老家,依苏氏父子三人而成名。我在二十年前经过眉州,当时只在此吃了一顿饭,没有进三苏祠。到现在,只是念念不忘眉州川菜的美味和便宜。故地重游,就像大多数我曾拜访的地方一样,这里也没有过去的神韵了,成了一个热闹的新城市,只有三苏祠,还是保持着原样,恬静悠远地与世隔绝着。

        一到三苏祠,就看到清人何绍基所书“三苏祠”三个黑匾镀金大字,进门后,门边的题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想了想,好像这“千古文章四大家”到底是谁没多少人知道,“唐宋八大家”的说法才是真正流行的。“唐宋八大家”中五位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而苏氏一家父子三人居然占了其余三个名额,真是不可思议。

        苏东坡的父苏洵大器晚成,27岁起才发奋读书,他在民间比较响亮的一个名字是苏老泉,《三字经》中有一句说的就是他,“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等到苏洵成名时,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都考上了进士。一家三口同时成名,令当时读书人仰慕不已,市井传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好像不学苏氏文章,就没什么前途了。

        苏氏父子中,官做的最大的还是东坡的弟弟苏澈,好像做到副总理级别。但名气大的还是苏轼苏东坡,这家伙官运并不怎么样,最大也就做到宣传文化部长,还老是得罪人,两次被贬官,居然能从部长级干部一下子贬到当个县武装部副部长。他一生老是上上下下,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越贬越远,在宋朝这么交通不发达的时代,能够先后就任于河南宿州、浙江杭州、广东惠州、直到被赶到海南岛三亚这个天涯海角去,在历史人物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孟夫子这句话有道理,回头看看,如果没有这些磨难,就不可能造就苏东坡一世英名.。他从中央的部级干部一下子贬到黄州当武装部副部长(黄州团练副使),这时他才会沉下心来,筑室于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从而使中国文学史上有了东坡之名。政治上失意、自觉怀才不遇,他在黄州营地辟畦耕种,有时间与朋友游历访古,泛舟赤壁,借景抒情,这才有流传千古的前后赤壁赋,还有那首人人会背的名词《念娇奴-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同样,第二次被贬,从中央的翰林大学士被贬杭州,东坡为我们留下美丽的杭州苏堤,在外地心情郁闷,思念亲人,他才会咏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种充满真感情和感染力的词句。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磨难,不管苏东坡的业绩有多好,他顶多也就只是一个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良臣或重臣,在徽州乡间耸立的那些牌坊,不都是表彰那些当年的良臣重臣吗,可是,除了历史学家,谁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呢?其实,苏东坡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当他风烛残年地从海南儋州北归途经镇江时,在金山寺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千地总结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那些在京都位高权重的时代都远去了,只有文学成就和与民众的水乳交融的日子,才会在诗人的一生中;留有一席之地。

        随着三苏祠的讲解员悠扬顿挫的介绍,我边看边思考边往前走着。直到几步以外的讲解员开始介绍苏东波的家庭,并充满感情地又背诵另一阕苏轼的词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朗诵声传来,我心中一震,这不正是我昨夜梦中反复念的诗句出处嘛。没想到,在苏东坡的老家,能在梦中咏诵苏轼的词句,怀念自己的父亲。

        走出大殿,抬头看着绿荫中的苏东坡坐像,心中默默向着这个一生坎坷但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先贤致意,谢谢了,谢谢你在梦中提醒我,并让我对眉州留下难忘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