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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讲了一堂“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

        这是我最爱讲的课,也给我机会回顾和总结这一段发生的事件,把它们上升到理论。这些年,机缘巧合,自己一直在做企业的对外事务管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这么个大江湖里,确也是什么危机都遇得到。小到几个混混心血来潮,寄两瓶混有硫酸的力士洗发水,以威胁投放来敲诈30万。大到不小心飞来横祸,商业行为上升到政治层面,弄得各方不知如何收场。林林总总,不可对外人言。这么多事情,当然积攒下不少经验,所以我才有底气来做危机培训。要说讲演技巧,比我好的人可能有一大堆。要说实战经验,比我多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这个危机培训,总结了十大规律(中国人就喜欢用“十大”来说事儿,什么西湖十景之类。我也不能免俗),例如,蝴蝶定律、侏罗纪公园定律等等。都是我在实践感悟到的,起个名字就是定律。这一次,我又悟出一条原理,百试不爽。我把它起名为“韩信悖论”。

        一代良将韩信,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曾寄食于小小的村长家,也有没饭吃,靠洗衣妇人养活的时候,他还受辱于胯下,成为市井的笑柄。本来他也就是默默无闻过一生了,谁知时势造英雄,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四处响应,英雄纷起天下大乱。韩信也想建功立业,但到处投军均未受重用。直到投奔刘邦后,经萧何力荐,被拜为大将军,从此有了用武之地。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逼得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司马光感慨道:“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

        韩信的结局是所有功臣的噩梦。在韩信节节取胜时,项羽愿与他三分天下。齐地的说客蒯通分析道:“越王为人长颈乌喙、鹰视狼步,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劝他背汉自立,但他颇有职业精神,认为受人恩惠,忠人之事,于是坚决拒绝了。但最后他帮刘邦天下一统后,还是免不了被设圈套斩杀在长乐钟室。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发出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千古悲声。

        那么,危机管理的定律与韩信怎么会扯到一起呢?

        试想想,危机为什么会出现?其实还是未加防范。危机的发展和管理有三个阶段:第一是事件管理( Issues management),对企业或机构所面对的各种复杂情况和事件进行分类管理,了解状况、定位风险。待到这些事件有一部分往坏的方面发展了,就要进行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这一阶段需要评估风险、建立预案、采取措施来规避风险。这前两段都没有处理好,让事件恶化到风险,风险失控成危机,才会需要危机管理。这危机管理其实已是亡羊补牢,损害业已造成,只是想办法让它减小一些罢了。

        所以说,好的危机管理团队,是应该有能力控制风险,避免危机。就如军队,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就是说,真正好的战争管理者,并不需要打仗。别看很多公司的危机管理团队咋咋呼呼,又总结经验又写书,好像多有成就似的。细想想,他们能让危机发生,本身就有问题。有能耐的队伍,会让自己太太平平,也就没人注意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看不到危机发生,是最好的危机管理。

        但是,如果真正做到最好,控制住风险和危机,使其不危害公司。处在一个赢利机构,你这个危机管理团队也就该寿终正寝了。因为,依韩信之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既然这里从来没有风险发生,又有什么必要保留这个团队呢?

        你做好了,就没必要保留了;你做得不好,反而有生存的价值,这就是个悖论,姑且称做“韩信悖论”。换言之,就是“凡是完美的,都是不可持续的”。我还没有在其他领域里验证它,但在危机管理中,却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韩信而感慨,写出流传至今的诗句。我放在这里,做个结尾吧。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     在抗日歌曲中,很有名的一首就是:“枪口对外、一致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虽然老了些,但大概还有不少人记得,说不定还有人会唱。

        我在原来的文章中写过,自己老想不通,中国在抗战时有4亿5千万人口,日本不到一亿人,怎么就是打不过他们?再往前看看,八国联军打中国,好像只有万把人,大清军队数以十万计,中国人千千万万(别说清朝时代,就是在战国时代,一仗就能活埋赵兵30万,中国最不缺就是人)在冷兵器时代,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哪怕是一百个人换一个敌人,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啊。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没经过那个时代,看史书也看不清楚,盖因中国有个传统是“为尊者讳”。也就是说,你成功了,那你的缺陷错误就不提了,要不然还说什么“成者王侯败者贼”呢。因此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那么,只好从当时的流行语和口号中找原因,就像现在,你到一个陌生地方,特别是农村,只要看看路边的口号,大体就能知道这儿有什么毛病,千万别信当地的干部介绍。例如墙上刷着:‘女娃也是娃,也要学文化!’说明这儿重男轻女,女孩失学严重。刷着‘当刮不刮,房倒屋塌!当流不流,宰猪牵牛!’就是说当地超生严重而且当地干部作风粗暴。刷着‘光缆不含铜,割了也没用’当然是指当地盗割电线挺多,民风也有点问题。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如果标语是‘抢劫警车就是违法!’,这地方基本就不能呆了,抢劫成风,警察都自身难保。歌曲也是口号标语类,开头讲的这首抗战歌就挺能说明问题,想想看,大敌当前,抗日救亡歌曲居然劝说大伙儿别打自己人,可见当时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

        仔细想一想,中国的软肋就是内讧,俗称“窝里斗”。不管是上面下面,收拾自己人的本领一流,做事的才干倒是其次。蒋委员长的名言:攮外必先安内。也是这种文化的体现。鲁迅先生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 阿Q见到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些人,唯唯诺诺。欺负小尼姑倒是挺有一套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最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草民”,现在流行说是“草根”,官来了也杀,匪来了也杀,除非是上水泊梁山当陈胜吴广,不然谁都把你当软柿子捏当小肥羊宰。

        最可怕的不仅仅是草民求告无门,而是我们都默认这一点。好像这已不仅仅是“潜规则”,而且已成约定俗成,天经地义,谁叫你是“草民”呢!自己当草民时,骂一句娘叹一声气拍一下大腿,说一句'NND,中国就这样!”,然后就心安理得的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万一自己祖上有德,突然混了个一官半职的,手上有了点权力,马上就是另一副嘴脸,收拾起草民当然是毫不手软,这些劣习,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几千年经久不衰。

        现在我们是新社会了,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讲依法行政,讲宪法讲公民权利。但要真正走到这一步,任重而道远。其实,不是这个制度这个国家这个理论不好,而是我们自己就不信,不想斩断封建主义的尾巴,也不想放弃“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朝一日过把欺负草民的瘾的机会。几千年的劣习不会轻易改掉,稍有机会就会沉渣泛起,但如果大家看到了,还只是说一声“NND”,然后,又是容忍,好像就该这样,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那样,我们就真的没救了。

        确实,我们人微言轻。但我们应该不合作不容忍。不支持任何不公正的做法,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这是每个人的道义责任,也是每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落到自己头上。当年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可以使印度摆脱殖民主义。难道我们就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变得更美好吗?

        这也是我为什么决定坚守一个合同,即使企业有些短期的风险和损失。这已经与我是否喜欢这个广告这个演员无关,而在于宪法的尊严、公民的权利、企业的社会责任、做人的良心、做事的信誉。没有这些,我们才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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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春节晚会,大家图个喜庆,全来表演节目。平时一个个衣冠楚楚,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到这个时候,倒是各显神通,跳舞的,唱歌的,个个都有一套绝活。

        我们董事会成员也来凑热闹,按上海话来说是“轧闹忙”,整出一个开场节目“京剧人物大出场”。其实也就是穿着戏装做两个动作哈哈笑几嗓子走个龙套,但让这些老外一做也是好笑得紧。那几个个子高大的家伙,就穿着大靠扎着背旗,看起来确实威猛,但走路却一跳一跳,再哈哈怪笑几声洋腔洋调地说个“恭喜发财”,戏剧效果十足。董事会中这几个中国人倒是中规中矩,龙套跑得蛮好,也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嘛。我就演个武丑,好像是三岔口中那个店小二。一身黑衣,疾步串上来拱拱手就走,容易得很。反正是逗大伙儿玩,有一搭没一搭的。

        最有意思的就是董事会中那个巴西人拉瓦修,他个子不高,挑服装时赶上了一套黄戏装,正好是演孙悟空的服装。那,就指定他当这个弼马温了。本以为让他当猴子他会不高兴,没想到他全不以为意,还挺高兴。只简单给他介绍了一下孙悟空,他就马上明白了。一上台,居然活灵活现。一会儿打个凉棚,一会儿挠挠脖子,弓着身子翘着脚跳来跳去,整个一个六小龄童。

        这哥们儿来中国不长,也没听说过他专门学过或看过京戏,怎么会演孙猴子呢?这事儿总有些蹊跷。我过去也听说过这孙猴子并不是吴承恩自己原创的,也不是生于什么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过去有人说这个傲来国花果山就在江苏连云港的云台山,我还真以为孙猴子是我的老乡,也是苏北人(上海人称江北佬)。现在看来不行了,值得好好探讨一番。

        查了查,对于孙悟空的来历,说法不同。有说是本土的,是唐代高僧释悟空转型而来。也有认为孙悟空的原型为《三藏法师传》中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在甘肃榆林石窟中的壁画《唐僧取经图》中,就有一位紧随唐僧的尖嘴猴腮的胡人,这就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所以孙悟空应该是甘肃人。而鲁迅认为孙悟空源自淮涡水神无支祁。

        胡适对此看法不同,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 史学大家陈寅恪由于对佛经极为熟悉,不仅验证孙悟空的原型即《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而且又以另一部《贤愚经》作为复证,他发现“大闹天宫”的故事,本来源自两个绝不相干的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后,佛经传播者在讲说时有意无意将二者合一。

        我是相信陈寅恪先生的,这次春节晚会上拉瓦修的表现,也验证了这一点。我问他,你怎么会演孙悟空?他告诉我,他在印尼工作多年,在印尼的神化和传统舞蹈中,就有这么一只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猴。听了这话,我恍然大悟。前年我到印尼开会,住在日惹,就是那个位于爪哇岛中部,拥有世界最大的古老佛塔婆罗浮屠(Borobudur)的城市,(婆罗浮屠是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宏伟佛教建筑,与中国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和柬埔寨吴哥窟一起,被誉为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晚饭时,看了当地的戏剧。那个戏虽然听不懂,但全世界的民间戏剧都是差不多,猜也猜得出来。都是讲一个公主被妖精拐走了,王子克服重重艰险前去搭救,斩妖除怪,英雄救得美人归,皆大欢喜。就是这一套。印尼的民间戏剧挺好玩的,有点像京戏,服装鲜艳动作抽象。给我很深印象的就是戏中帮助王子的有一只神猴,着白衣,他身高如山,尾长无比,脸放金光,变化多端,能把大山背走,能在空中飞腾,能一步跳过大海。武艺高强,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孙猴子。戏中还有一个帮助妖怪的,是一只大鸟,与神猴势均力敌。也就是西游记里的那只与齐天大圣作对的金翅大鹏鸟,西天如来佛的舅舅。

        当时看完了印尼戏剧,我问了当地人这个神话的来历。他们告诉我,这是个来源于印度婆罗门教的故事,那个神猴叫做哈努曼。印尼最早是个佛教国家,后来建立在印度婆罗门教基础之上的印度教逐渐流行,取代了佛教。再往后伊斯兰教又进来,占据了主要地位。(但他们不忘本,印尼庙宇的柱子都有三层花纹,下面是佛教,中间是印度教,上面是伊斯兰教,以示其传承。)在印尼的文化中,印度教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西游记本来就讲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也就是玄奘前往印度,里面受印度教传说影响当然不言而喻。如来佛在印度神话中就是毗湿奴,是三大主神之一,占著有力的地位,并衍生出无数的神话。毗湿奴手持法螺贝,光环、棍棒与莲花,有十个化身,座骑是一只称为加尔达又称为迦楼罗的大鸟,也就是金翅大鹏鸟。而神猴哈奴曼的故事出自印度古代婆罗门教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

        对于哈努曼是如何变成孙悟空的,也有专家专门考证。认为其传承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过马六甲,经南海到达中国东南沿海。“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宋,福建泉州在当时是国际商业大港,还是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点,泉州宋元时有一座印度婆罗门教寺,元末寺被毁坏,古寺遗迹中就有一方哈奴曼的石雕像(今藏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花了这么多时间来探讨孙悟空的来源,其实也就是想通了一个道理:这世界,文化经济都是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兼收并蓄才有出路。孙悟空就是个例子,他孕育于古印度,流经东南亚,落户泉州。到了明代,经吴承恩艺术加工流传于世,成为纯正的、有中国特色的齐天大圣。这弼马温忠诚又诙谐,扶助弱小、藐视权贵,不屈不饶又有火眼金睛,同时还有些玩世不恭。同时还加上有些缺点但无伤大雅的猪八戒,朴实勤劳的沙和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美德和理想。所以,《西游记》能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脱颖而出,成为古代四大名著之一,鼓励和教育了一代代中国人。谁又能说这猴子是印度“软实力”的体现?

        回想中华民族,从黄河流域,也就是河南陕西这一带起家,一代代繁殖的同时又能保持开放。无论是顺利还是灾难,都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机遇。最早,与周边蛮、夷、戎、 狄各民族融合,使得仅仅是炎黄两个部落的后裔发展成中原一统的华夏民族。西晋末年起,五胡乱华,汉族人口逐渐向长江、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大规模迁徙,使得中华的版图扩大到西北和南方。满清入关,几百年统治,只是改了些服饰,换了个发型,却使得中国东北文化与全中国统一。到现在,我们互称中华儿女时,又有谁想过,这位爷是狄人后裔,那哥们儿有胡人血统。

        中国最兴旺的时代也是最开放的时代。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唐玄宗贵妃中居然有个胡人,真正的“洋贵妃”。而唐朝,正是中国历代中开放度最高的朝代,也是最兴盛的朝代。更不要说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崛起。当然,我是个商人,还会想到利用外资,用开放的心态看品牌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想想,连这么老牌的民族品牌孙悟空都有海外背景,这些话题,还是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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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好像除了发发短信,放放炮仗,就是看电视。平时很少看电视节目,这会儿,还是真要看了,中央台的春晚当然要看,虽然从来不看好,觉得越排越俗,但还是每年都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也算阖家一起过年。不过平心而论,全国十几亿人,东南西北男女老少城乡贫富,都在看这一台节目,怎么演都讨不了好去。能坚持这十几年,也真不容易了。

         北京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在我周围的人中好评不少。不过也可能是地方台有针对性,适合我们这些北京人的胃口。演员也合口味,那些中央台由于种种原因不让上的家伙都在这儿露面了,比如说郭德纲,还有曾为中央台春晚打下了江山,又被过河拆桥踢出去的陈佩斯朱时茂,在北京台都有上佳表演。

         据说每年的春晚都会预示当年的大事,就像费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那年,就是大兴安岭大火的那年。感觉中,今年各台春晚节目都有点怀旧,老歌老艺术家出来了不少,大概预示今年会有更多地怀旧和反思吧。想想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今年正在对改革进行反思。文艺和政治都在一个大范畴,怀旧和反思也是同一种情结,不可能不在文艺演出中反映出来,特别是春晚。

         听到那些老歌,还是觉得不错,但不再有以前那种如醉如痴的感觉。特别是那些老的歌手出来,反而给我带来一种凄楚,朱绪岚、黄宗英等等,在她们全盛时代,光艳照人如日中天,现在却都有点让人惨不忍睹。历史无法重演,时过境迁,即便勉强试图回顾,当年的感觉也是回不来了。就像昨天我在张弛的博客中提到Beatles,想起在文化革命中,大概在1970年左右,我第一次接触了Beatles, 在那个文化禁锢的日子里,Beatles的音乐,充满了激情和反叛,我于是成为了第一批Beatles歌迷。那时,录音机才刚刚问世,只有黑胶唱片,Beatles音乐在当时属于靡靡之音,是不许放也不许听的,北京城里,有Beatles唱片的人凤毛麟角。拥有一张Beatles最新专辑的哥们儿之牛气,绝对超过现在拥有一辆最新款法拉利跑车或悍马的大款,因为,这不是钱能买到的。每逢听说有Beatles的新辑到北京了,大伙儿就会夜间齐聚在某家等候,再恭恭敬敬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这位“爷”,看着他从军用挎包中拿出那张密纹唱片,放到留声机上,在唱片缓缓地转动中,Beatles的歌声静夜中传出,如天籁般,慢慢浸入心扉,每一个颤音、每一个和声、每一声配器,都引起一阵心底的颤抖。在这种带有宗教般的气氛中,我记住了Beatles的每一首歌。到现在,只要他们的音乐响起,马上我就会有反应,就像一种生理反射。但是,前几天我又翻出一张Beatles的专辑听,从熟悉至极的歌曲中,却发现它的配器变得单调了、和声也不那么协调了,就像发现多年后又见到自己过去的梦中情人,霍然发现她已容颜老去,美貌不再。

         时光如滔滔江水,一去不复回,历史不能重演,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把那些美好都留在记忆中。我是主张往前看,什么反思之类的全是事后诸葛亮,于事无补。这时代,波澜壮阔英雄辈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有点儿自知之明的,就得抛掉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历史,重新归零再来。不就是个弄潮嘛,跟别人一样学一样试,凭什么就落在别人后面呢?就像陈佩斯,当年他以小品领时代之潮流,现在满台都是小品,以小品成名者如过江之鲫,这种情形下怎么自处?跟别人比资历?当年老子演小品上春晚时,你小子还在农村耪地呢!有什么用?不就是逗你玩嘛,这不,他和朱时茂今年就来个多媒体小品,视频动画新技术全上,搞得也是有声有色。

         最怀念的春晚人物就是赵丽蓉赵老师,其实,早年赵老师在评剧界也算个腕儿,唱评剧也火过一阵。如果她老人家也这么吃老本,以什么“老艺人”的身份上台唱两句评戏来搞些怀旧,当然可以。但人家偏不。七十多岁的人,就是跟着时代走,唱流行歌曲跳迪斯科跳霹雳,引风气之先。于是,成就了春晚上最受欢迎的艺人,至今无人超越。

        斯人已去也,其精神还是有教益呢。

  •     最爱看电影。但比起来那些真正的电影迷,我还真没什么品味,完全是大众口味。所以,这些年来,既不去什么电影博物馆找经典影片欣赏,也不到处下载精品片子,更不与别人探讨研究,上升到理论。只是公映什么看什么,一个也不错过,不管是科幻片战争片动画片警匪片。当然,人总有好恶,我最爱看是动画片,其次是科幻片奇幻片,再是战争片警匪片,最不喜欢的是什么情感片和恐怖片,除非有我喜欢的演员。可惜我爱看电影但喜欢的演员却不多。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记不住人,特别是对演员,很少有印象,记不住名字也想不起事迹。有几次在社交场合见到那些衣衫华丽左顾右盼神情倨傲的丽人,别人说这是某某,也不多介绍,好像就该认识就该知道,但我确实不知道不认识。只好小心翼翼旁敲侧击半天,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个演电影的。几次下来,得到教训,尽可能不参加这种活动。不得已非得参加的话,也尽量躲远那些长得象天鹅的美眉和气势轩昂的帅哥,这些人多半不是演员就是模特,除了我,人人都认识他们,还是别去丢脸了吧。

        我只在电影院看电影,决不看碟,除非是已经看过的。倒不是那种维护知识产权的想法,其实是感觉到不管自家电视有多大、音响有多立体声,那种气氛跟电影院还是差很多,决不想第一次就浪费了好电影的震撼感,特别是像《哈利波特》《魔戒》这种影片。 

        过去我还有个原则,不看国产片。但这两年早就不执行了。这两年,国产电影咸鱼翻身,一个个大片鱼贯而出。到电影院一看,主打的难得都是国产大片。刚一开始我也是不屑一顾,看看那些所谓大片拍得还是那些不知所云的武侠故事、奇奇怪怪的宫廷恩怨,只觉得国内导演不会讲故事,恨不得连逻辑都没有,全靠搞一些宏大场面华丽服装来充数。倒是那些小制作的片子很有看头,就像《三峡好人》。直到最近的几个大片,《投名状》《色戒》和《集结号》,情况越来越不一样,电影越来越引人注意,不仅仅是人人叫好,还叫座。过去说文化产业,我总是嗤之以鼻,就收那仨瓜俩枣的,也配叫产业?自娱自乐罢了。现在不一样了,票房动不动就是两三个亿,让我们这些靠做小买卖为生的人眼晕,换成我们,要卖多少牙膏冰棍才能赚到这几个亿啊! 

        新年短信来来往往,也提到这些影片,貌似总结地说道“看了《色戒》后,不相信爱人;看了《投名状》后,不相信兄弟;看了《集结号》后,不相信组织。”难道这三部片子都在谈信任和背叛? 

        带着期盼看完了这三部国语片,确实不失所望。故事讲得完整、画面震撼、思想有点内涵、内容值得回味,有这几条,号称大片也就名副其实了。其实,好莱坞的片子也就是按这个标准拍的。

        这几天,这三部片子的内容一直在脑中浮起,渐渐地,轮廓越来越清晰。陈可辛、李安、冯小刚这三位背景截然不同的三地导演,基本同时各自讲叙了一个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主角是背景完全不同的三批人。但,为什么看完后感觉像听了同一个故事?这些角色,他们的思想可以相通,他们的角色可以互换。想了几天,昨天,豁然开朗。其实,如果不去考虑电影的服装、历史背景,这三个电影确实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在社会变革和动荡不安的时代,在漩涡里的芸芸众生如何自我选择和自我生存的故事。

        无论是清末、抗战还是新中国初建时期,都是动乱时代,是历史转折点。在这种时代,已有的秩序荡然无存,曾经的个人财富、地位也一去不复返。处于这种时代的人们是最惨的,谚曰“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在这种时期,大浪淘沙泥沙俱下,作为个人,如何自处呢?实际上人们分三类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而这三部国语大片,正是详细的诠释了这三种不同人物在这动乱时期的道路和心态。

        第一种人,也是大多数人,是随波逐流。他们没有办法引领潮流,只能懵懵懂懂,任人摆布。李安的《色戒》,讲的就是这部分人物,汤唯演绎的王佳芝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人,盲目遵从自己的小团体,按照当时的时尚行事。在形势和思潮的引导下,普罗大众并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利益,他们被动地按照自己所在团体的意志(往往是被少数人所操纵,就像《色戒》中的那个吴先生),违背自己的意愿、抛弃自己的原则、损害自己的利益,直至丢掉自己的性命。我们都是这种人,以为跟着团队安全,随大流没错。有谁想过,其实,我们都是牺牲品,那些漂亮的口号、牺牲的理由,只是为我们准备的,那些引领潮流的人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小人物就这样被牺牲,从而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为那些“成功人士”作了垫脚石。王桂芝是这样,《投名状》中金城武演的姜午阳也是这样。

        第二类人,在精神上已经成熟了。他们有自己的处世原则,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在人格上,这些人是完整的,《投名状》中刘德华演的赵二虎就是这类人。当然,冯小刚讲的故事专为这类人而展开,《集结号》中的谷子地,更可以作为这些人的典型。谷子地赵二虎他们,依据传统的道德准则,身处乱世坚持自己的追求。无论是重承诺讲友情还是扶助弱小伸张正义身先士卒,他们做的都是那么自然、出自内心仿佛不假思索。这些人身上的美德是一脉相承的。你可以简简单单地把谷子地的服装换成北方土匪的服装或清军服饰,他就是赵二虎。忠诚、守信、心怀恻隐、乐于分享、勤劳勇敢,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但是,命运不见得垂青这些人。在那种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时代,他们的良心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坚持显得这样无奈。

        乱世出奸雄。动荡时代为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提供了广阔天地。陈可辛的《投名状》重点演绎了乱世奸雄的成长过程。李连杰扮演的庞青云为了自己的青云直上,一点点地泯灭人性,抛弃了友情爱情,以他人的牺牲,成就自己的贪欲。不能说奸雄是天生的,东汉名士许子将曾鄙夷地评价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什么促成了良臣向奸雄的转变?是乱世,为贪婪者提供了奖励,放大了人性中的缺陷。从中国历史也可以看出这点,西楚霸王项羽,英雄盖世,重然诺讲义气,偏偏就是斗不过市井无赖般的刘邦,落得个自刎乌江。乱世中,这类背弃道德的人如过江之鲫,胆气小的叫做“懦夫”、能耐差的称为“小人”、有胆有才做大事的才能成为“奸雄”。当然,即使才干如庞青云者,也还只是小人物,在王爷们的酒桌上,他们的命运有如棋子,早就定局了。

        历史就是在这些英雄、奸雄、小人和芸芸大众的相持相斗相互影响中前进,就像我在新年感慨中引用的那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为什么美国港台和大陆三地顶尖的国语导演,几乎同时推出的电影,会思考着同一个命题?我想,他们还是以“借古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变革时期,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抉择。温故可以知新,剖析这些乱世中的人物,对我们何尝不是个借鉴呢。

        前几篇文章都借个楹联结尾,今天还是这样。其一为:“你下场后他上场,世人从来相似; 此正派而彼反派,人情大抵如斯。”其二为“世事如斯成大梦,人生到底见真情”。以此总结这三个国语影片,还是挺合适的。

        说到头,笑甚么!笑来笑去笑自己;又何苦,悲哪个?悲天悲地悲时人。还是喝茶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