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锡文的BLOG

     春节，好像除了发发短信，放放炮仗，就是看电视。平时很少看电视节目，这会儿，还是真要看了，中央台的春晚当然要看，虽然从来不看好，觉得越排越俗，但还是每年都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也算阖家一起过年。不过平心而论，全国十几亿人，东南西北男女老少城乡贫富，都在看这一台节目，怎么演都讨不了好去。能坚持这十几年，也真不容易了。

     北京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在我周围的人中好评不少。不过也可能是地方台有针对性，适合我们这些北京人的胃口。演员也合口味，那些中央台由于种种原因不让上的家伙都在这儿露面了，比如说郭德纲，还有曾为中央台春晚打下了江山，又被过河拆桥踢出去的陈佩斯朱时茂，在北京台都有上佳表演。

     据说每年的春晚都会预示当年的大事，就像费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那年，就是大兴安岭大火的那年。感觉中，今年各台春晚节目都有点怀旧，老歌老艺术家出来了不少，大概预示今年会有更多地怀旧和反思吧。想想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今年正在对改革进行反思。文艺和政治都在一个大范畴，怀旧和反思也是同一种情结，不可能不在文艺演出中反映出来，特别是春晚。

     听到那些老歌，还是觉得不错，但不再有以前那种如醉如痴的感觉。特别是那些老的歌手出来，反而给我带来一种凄楚，朱绪岚、黄宗英等等，在她们全盛时代，光艳照人如日中天，现在却都有点让人惨不忍睹。历史无法重演，时过境迁，即便勉强试图回顾，当年的感觉也是回不来了。就像昨天我在张弛的博客中提到Beatles，想起在文化革命中，大概在1970年左右，我第一次接触了Beatles, 在那个文化禁锢的日子里，Beatles的音乐，充满了激情和反叛，我于是成为了第一批Beatles歌迷。那时，录音机才刚刚问世，只有黑胶唱片，Beatles音乐在当时属于靡靡之音，是不许放也不许听的，北京城里，有Beatles唱片的人凤毛麟角。拥有一张Beatles最新专辑的哥们儿之牛气，绝对超过现在拥有一辆最新款法拉利跑车或悍马的大款，因为，这不是钱能买到的。每逢听说有Beatles的新辑到北京了，大伙儿就会夜间齐聚在某家等候，再恭恭敬敬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这位“爷”，看着他从军用挎包中拿出那张密纹唱片，放到留声机上，在唱片缓缓地转动中，Beatles的歌声静夜中传出，如天籁般，慢慢浸入心扉，每一个颤音、每一个和声、每一声配器，都引起一阵心底的颤抖。在这种带有宗教般的气氛中，我记住了Beatles的每一首歌。到现在，只要他们的音乐响起，马上我就会有反应，就像一种生理反射。但是，前几天我又翻出一张Beatles的专辑听，从熟悉至极的歌曲中，却发现它的配器变得单调了、和声也不那么协调了，就像发现多年后又见到自己过去的梦中情人，霍然发现她已容颜老去，美貌不再。

     时光如滔滔江水，一去不复回，历史不能重演，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把那些美好都留在记忆中。我是主张往前看，什么反思之类的全是事后诸葛亮，于事无补。这时代，波澜壮阔英雄辈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有点儿自知之明的，就得抛掉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历史，重新归零再来。不就是个弄潮嘛，跟别人一样学一样试，凭什么就落在别人后面呢？就像陈佩斯，当年他以小品领时代之潮流，现在满台都是小品，以小品成名者如过江之鲫，这种情形下怎么自处？跟别人比资历？当年老子演小品上春晚时，你小子还在农村耪地呢！有什么用？不就是逗你玩嘛，这不，他和朱时茂今年就来个多媒体小品，视频动画新技术全上，搞得也是有声有色。

     最怀念的春晚人物就是赵丽蓉赵老师，其实，早年赵老师在评剧界也算个腕儿，唱评剧也火过一阵。如果她老人家也这么吃老本，以什么“老艺人”的身份上台唱两句评戏来搞些怀旧，当然可以。但人家偏不。七十多岁的人，就是跟着时代走，唱流行歌曲跳迪斯科跳霹雳，引风气之先。于是，成就了春晚上最受欢迎的艺人，至今无人超越。

    斯人已去也，其精神还是有教益呢。

    又是中秋，又见明月。中华民族对月亮一直是敏感的，几千年都用阴历，以月计时。但更多的还是寄托感情，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对月伤情把酒感怀，数千年留下了多少诗词歌赋。飘逸的咏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豪放的醉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但最沁入人心的诗句还是我们从小就熟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确实，当秋夜已深，树影下秋虫声声鸣不住，独自徘徊月下，当然会起思乡之情。

    总以为自己没有故乡。我生在无锡，幼年在上海，直到八岁。住过的地方真不少了，我能记得的最早是住静安的海格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只记得那套老公寓，棕红的地板和门。我们一堆兄弟姐妹是闲不住的，老在家里打闹玩耍。我奶奶总要管我们，急了就拿拐杖打。老太太一打我们就四散奔逃，她是小脚，追不上这帮“讨债鬼”，就坐在地上哭。后来又住到康平路，还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时除四害，全城统一在同一天敲锣打鼓放炮仗来消灭麻雀，自己还跑到我们那个九楼顶上放炮仗。后来又搬到法华路，现在叫新华路了，在法华路小学上学，晚上在大草坪上玩攻城游戏。但那时候我们这一批康平路的孩子，讲究的是说普通话，以至直到离开上海时我也不会说上海话。到了北京上小学、中学，但我们这些在‘海里’（现在的流行说法是‘红墙里’，但我们从不这么说）的孩子们，又不讲究说北京话，就像前些年流行港台味的普通话、最近又讲究带外文的中文一样，当时的时尚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任何方言。

    小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可后来发现，不会方言就好像没有老乡，结果变成了自己居然没有故乡。上海人当然不认我是上海人，他们碰到一起是自顾自的大讲上海话，视我如无物。自己连上海话都不会，确实也不好意思算是上海人。奇怪的是北京人居然也不认我，虽然我比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资格当北京人。小学二年级就到了北京，年年清明八宝山扫墓、五一中山公园跳集体舞、十一天安门游行；文化大革命当红卫兵破四旧、改街名砸全聚德牌子骑车围攻公安部；‘四五’上广场献花圈悼念周总理、‘64’上街游行喊口号建街垒；北京的大事哪件少得了我们的参与啊？但我居然还不算正经的北京人，就因为我没学会按北京南城人那样卷起舌头胡里胡涂的说话。

    所以，每当中秋来临，大伙儿都举头望月低头思乡时，我就有点惶惶然，生怕有人又问‘仙乡何处’。真想能说一口乡音，也算有个寄托。没有故乡感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

    大概是起源于农耕社会的缘故，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点思乡之情，难离故土。小时候父母在，不远游。长大了为功名不得不离乡别井，则咬牙忍受，只图个荣华富贵衣锦还乡。但即使坚强如岳飞者，秋风方起，寒蛩鸣时，于三更惊回千里梦，也不由得起来独自绕阶行，望明月而思乡，叹白首为功名。而老了就一定要辞官归故里，只求叶落归根。回不了故乡的倒霉鬼就会象在台湾的于右任一样哀叹：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而洋人们多半起源于游牧民族或渔猎社会，大概思乡之情要好得多。

    我在国内不知叶落何处，但每回出国都思乡。最记忆犹新的是在伦敦，2000年我在伦敦总部工作。中秋的英伦明月同样皎洁，夜深人静独自赏月，仰望良久，思乡之情潜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想想八个小时时差，家人们已悄然入梦乡了。我却独自对月伤感。‘英伦北京万里遥，我月方起尔月消…’。这时再也不想中国哪个城市是故乡了，只想着在遥远的东方，有我熟悉的一切，不管完美与否，在我血液中融入她的文化，包括举头望月低头思乡这种中国人的特殊情结。

    月圆何处空惆怅，故园依稀梦里来。伦敦经历让我知道我的故乡是中国。

    周末逛超市，本打算买些日常用品，可是进去后，却闻到从食品区传来一阵奇香。一时间忘了一切，只顾耸动鼻扇，好一阵才意识到，原来是臭豆腐的香气。

    油炸臭豆腐是我心目中上海的象征。一个城市有他的性格，这个性格是由其建筑、树木、气候、人文等很多东西构成的。上海就是个有性格的城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么多年，好多城市都在模仿上海，以为盖点高楼大厦，修两条宽马路，开些金碧辉煌的酒店商场，就可以称自己是“小上海”了。但是还不行，学不像的。过去天津学过，它有个海河，有一大堆洋房，搞来搞去，还是天津卫，与上海没有什么共通处。后来就是香港了，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以学上海为荣，也确实从上海跑去了一大批有钱人，但发展起来后，香港走上一条国际都市的道路，与上海风格截然不同了。有性格的城市是无法复制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其人文。而地方小吃，是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没有定居上海时，就最思念上海过去的街头小吃。特别是油炸臭豆腐和糍饭糕。

    其实臭豆腐在中国不少地方都有，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上海江浙一带为一派,其特点是豆腐细嫩可口,微臭中透出油香。上海的油炸臭豆腐名气最大，但这仍然是市井小食。在上海吃臭豆腐最好是在街头品尝，初冬寒风乍起，天色阴沉，似我辈这等打工的小人物，为生计拼搏受尽老板的气而不敢言声，触景生情，更是委屈沮丧全部涌上心头不知如何排解。漫步街头正百无聊赖时，忽闻一股奇香飘来，顿时食指大动，循味找去，见一慈祥老者稳坐弄堂口，滚油里臭豆腐上下翻动，寻出毛票三五张换得几块油炸臭豆腐，辣酱一蘸，边走边吃，想想生活还是有好多美好之处，心里顿时感觉好多了。此情此景，过去在上海街头巷尾均有，前几年静安寺等地还可以见到，现在整顿市容，好象已被整掉了。想吃只能到饭店里品尝，或者就是像现在这样，在超市的食品现做柜台吃。但这就像在大剧院的舞台上表演山歌，形还有，神韵却不在了。

    臭豆腐的另一流派也是大名鼎鼎的,那就是毛主席最为推崇的湖南油炸臭豆腐。这一流派的圣地是湖南长沙市坡子街的火宫殿，火宫殿著名的就是湘味小吃，它的油炸臭豆腐按上海人的观点就是臭豆腐泡，基本上都是外皮，蘸着湖南的辣味调料，香辣可口，臭味若隐若现，更有嚼头。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家千里念念不忘，并专程回长沙品尝。至今火宫殿仍保留有毛主席亲笔题词，以此傲视群雄呢。各位有机会去湖南不可不去。

    糍饭糕更是好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不知道在市中心人口密集区早上是否还有这些卖豆浆油条和糍饭糕小早点摊。十几年前到上海来出差，住在东湖宾馆。早上实在不想吃宾馆的早餐，就跑出来找街头小吃。在路口就有个大爷推个小车，卖豆浆和炸糍饭糕。就站在那儿，买上一碗豆浆两块糍饭糕，一两毛钱，吃得浑身舒坦。我不知道糍饭糕的来历，但我想一定是穷苦百姓的创造，早上起来饥肠辘辘，找到些家中的剩饭、切些葱花放点盐团起来往油里一炸，就有一顿美味早餐了。我在伦敦工作时自己烧饭，早餐就是自创剩饭糍饭糕。这些年走南闯北，吃遍了欧陆风味美式大餐，但我这不争气的胃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不值几毛钱的糍饭糕。

    走到超市的食品柜台，买了几块臭豆腐，又是站在这里狼狈地吃着。心中想，别跟我说什么中华文化、民族遗产之类的大概念，在我看来，是油炸臭豆腐和糍饭糕这样的民间食品养就了我们的中国胃乡土情。想起了公司英籍华裔科学家蔡博士的名言：“我可以不是中国人，也可能没有中国心。但是，只要有这个中国胃，我就不会没有中国情！”仔细想想，此言确实有理。

                                              2007-08-30

     风尘仆仆地从机场回到上海，开了家门，一切依旧。中式橱柜上几个憨态可掬的长毛绒宠物还是那样笑迎着，他们身后，那棵小巴西木看着又茂盛了些。放下箱子，就去照料巴西木。这植物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每次看到巴西木，我总会想起我父亲，特别是现在刚过完父亲节。

   第一次见到巴西木是在1980年左右，父亲出国，回来时带了几根小树干，秃秃的，长约半米。说此物叫做巴西木，属热带植物，只要放水就能长大。看着干干的一截木头，真怀疑它是否能活，但我还是兴高采烈地找到盆放了水养起来，不几天，果然在树干上长出叶蕾，没几周，居然蓬蓬勃勃，长成小树了。 

   巴西木其实最好养，特别适合我这种懒人。但巴西木是有性格的，脾气对路才能养好，否则就死给你看。首先是别老烦它，别天天浇水，等干透了再浇一遍透水。老浇水很快就黄叶子了。就像我们自己一样，老板不管我干得好好的，没事来烦我，反而不知道怎么干活了。北京气候干燥，每天往叶子上喷喷水当然更好，谁不喜欢激励啊！在者，别老移动它，让它习惯环境，人挪活，树挪死嘛。但要经常转转方向，不然就只长一边，长歪了。奇怪的是，这东西居然不需要什么肥料，只要有水就生机勃勃的。我原来那盆养了近二十年，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了，几乎没加肥料。当然到了后来还是要多照顾一下，我在德国发现了一种用于绿叶植物的叶面喷剂，据说又可以为叶面上光，又可以施肥。回来用用果然不错，现在好像花店也有卖的。

    人家都说巴西木极难开花，开个花就是大事情了，在北京晚报上看到有报道说某某家的巴西木开花了，还图文并茂地登出来。但我从不知道巴西木开花是个稀奇事，我父亲带来的那棵从第二年开始，几乎年年开花，花开时从顶部叶中伸出一根花枝，上有朵朵小白花，花很小，细长。其香如夜兰香，只有在夜间散放，初闻淡淡的，夜深愈浓，到后来就受不了了，只好放在客厅里。后来摆放在北京办公室里，也是开花，花开时办公室里姑娘小伙儿嫌气味太浓，四散奔逃。最后只好把它关在我的办公室里。原以为所有的巴西木都这样，但后来看到所有外来的人都大惊小怪的，查资料也说难得开花，这才知道挺不寻常的。看来它是花开有缘人。

    巴西木有另一个名字叫幸福树，传说他能给人带来幸福，也能感受到人间悲苦。真正知道这一点还是到后来。从1980年养起，那株巴西木我养了十几年，长得枝叶繁茂，基本年年开花，最后长到三米多高，顶到房顶。我父亲经常到我屋里来看看它，总是奇怪这家伙怎么长得这么好。我也觉得它跟我有缘，不知是它给我带来了幸运呢，还是它能预示我的事业，总之，在巴西木开花的那些年，也正是我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1997年，我父亲去世，在布置灵堂时，需要绿叶植物，就把巴西木搬去了。一个多月悲伤的日子过去后，巴西木回到我房里，从此日益憔悴，也就是几个月，它居然也撒手西去了。

    万物俱有灵性，相逢皆为缘分。现在我养的，只是一棵小的巴西木。其实不再指望它能开花并带来幸福，只是作为一个纪念，但愿它能茁壮成长。而那棵我曾经栽种多年的巴西木，一定还静静地陪着我父亲，在天国里开着白花呢。

    “斟酒迎月上，泡茶等花开”，这是黄永玉先生北京通州居所万荷堂内的楹联，就挂在花园荷塘边的建筑上。楹联为黄苗子先生手书，讲的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昨天，永玉的夫人张梅溪阿姨在万荷堂举行酒会，庆祝梅溪画展开幕。我正好在北京，又与他们全家相会了。

    永玉这一家子都是艺术家，黄先生本人就别说了，现在如雷贯耳了，诗书画三绝。夫人梅溪过去是儿童文学作家，是个才女加美女，我们第一次见到她年轻时的照片时，惊若天人，她也能画，油画水彩速写并无拘束，都是小尺寸的画，精巧细腻，最适合在夕阳时分，端坐静室，手捧此画，细细观赏。黄先生的子女黑蛮黑妮在五十年代就都是闻名全国的儿童画家，黑蛮画猫一绝。后来他们去了意大利学习，黑蛮跟意大利著名雕塑家学徒，现在在香港，还是画画，每期《壹周刊》里都有他的一幅插图，是给张五常的文章配的，不过我看不出这两者间的关系，比起张五常的文章，我更喜欢黑蛮的画。黑妮现在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旧译翡冷翠，这个名字好象更传神），教书养猫画画，悠闲自在。

    认识永玉一家有40年了，小时候，黄先生位于北京站旁罐儿胡同（后改名京新巷）里的陋室是我们的天堂。那时每日与黑蛮他们厮混在一起，下棋游泳划船。最留恋梅溪阿姨亲手做的菜，特别是湖南熏肉。在院里用砖头围一圈，放上从公园里捡回来的松枝松针，小火点起，架上好五花肉慢慢薰。肉的油水滴到松枝上，松树的香气渗入肉中，要好长时候才能薰好。这肉，烧出来肥而不腻，带着一种独特的松树香气，总被我们一抢而光。这些年走南闯北，再也没有品尝到类似的美味。

    在京新巷的时代是清苦的。文革中黄先生早就被打倒了（黄先生有一系列文章回忆当时，这老头，文章写得极好，五体投地呢。），那时没有什么人敢与他接触，我记得来的大人们如沈从文、许麟庐、黄苗子等，一个个戴着帽子口罩，进屋后才摘下来，搞得像特务接头似的。但在京新巷的日子也是幸福的。那时黄先生一介平民，来往的全是真心朋友。大家在小屋里谈天说地听音乐，其乐融融。小客厅只有五六平米，一扇小窗。为拓展视野，黄先生还特意画了一幅油画，是一扇外边繁花似锦的窗。往墙上一挂，感觉透亮了好多。

    在京新巷的小屋里，我们感受着中国的动荡。周总理去世时，大家悲痛欲绝，黄先生连夜刻了那幅著名的周恩来肖像木刻，画面上总理消瘦而坚毅，坐在沙发上思索与敌人的最后一搏。见到这幅木刻的人都为之感动，黄先生的老友们全想收藏，黑蛮和我就抓紧拓印，在版画上涂上油彩，用象牙棍一点点地把画面拓到宣纸上。得知“四人帮”倒台的那晚，我们欣喜若狂，黄先生激动地画了一幅秋意图，画上是菊花下一壶老酒四只螃蟹，题款曰：看尔横行到几时！见者无不拍手叫绝。看到我们这么高兴，黄先生答应给我们一人画一幅，给我的那幅是我自己看着他画完的，颜料没干，就挂在墙上晾着，我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谁知几天没去，再跑去时说是被别人死磨硬泡地抢去了，以后再补给我。那时哪儿在乎，拿走就拿走，以为机会有的是。但三十年过去了，这幅画至今还是只能在记忆中一遍遍浮现。

    几十年过去了，黄先生的居室也从陋室到公寓再到豪宅，而且是花园酷似颐和园谐趣园的宫殿式豪宅。这不，一说开酒会，马上高朋满座，文人雅士云集通州万荷堂。傍晚时分，清风习习，荷塘边人头攒动。席间还有著名萨克斯演奏家范圣奇演奏助兴，这老汉是范仲淹的直系后代，七十五岁了，还自称好食肉喜女人，吹起萨克斯气力不减，只听的众人如醉如痴。

    荷塘夜曲声中，往四周看去。斯人已老，风采犹存。想想看，黄先生居然已经八十五岁了，梅溪阿姨也八十岁了。直到现在，才等来人生的自由。想来，人生也就是一场等待。从等待成长、等待过年、等待每一个寒暑假；到等待被培养，被提拔，等待自己一生的爱人出现，等待孩子的成长自己的成功；我们一直在等，等待那个叫做“时机”的东西。陈毅元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我们努力着等待着，与此同时还要笑对人生，其心态就应如斟酒待月泡茶等花。

    夜色渐深，酒会已近尾声。看到在楼阁间有另一个楹联，是黄先生自己的笔迹。上书：“静夜钟声醒梦中之梦，澄潭月影窥身外之身”这是《菜根谭》中的一句，此言正合此景。人生如梦旧欢如梦，此梦难醒。世事浇漓，外其身而身存，但如何能置之度外？这些已困惑了我们多少年啊？
   

    告别万荷堂，走至院外，有凉亭一座，是黄先生为周边乡亲歇息而建。亭后巨石上有先生手书“侃亭”，几个当地乡亲正在里边乘凉。这个想法好，白头翁媪，笑谈兴亡。月自圆亏，花自开落，哪管你梦醒不醒。有这触景生情的功夫。不如侃去！

2007-05-16

（范圣奇在演奏）

  （黄永玉先生和我）                          

 (演奏家范圣奇）

（荷塘土地庙里的土地公婆，黄先生自己造的）

                 （猪年雕像，黄永玉制）                    

（侃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