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锡文的BLOG

    又是江南雨，细细的，飘飘洒洒。这一周，全是这样。透过我的办公室落地玻璃窗往外看，还是那样阴沉的天，远处的高楼，在薄雾下沉默着，道边的树，叶子还在，却发出暗绿的土色。小雨中，一切都是默默地，好像在等待什么。转过身，叹口气，心中顿生惆怅。

    到上海工作已经十几年了，还是不习惯江南的冬天。不由地又想起北京那大咧咧的冬阳，无拘无束地倾泻下来，北京冬天的阳光是上天的恩赐，令人急于出门，哪怕只是在屋前猫一会儿也好，虽然墙根里阴影下还留着有点黑乎乎的残雪，西北风还摇动着门口大枣树的枯枝。

    昨天，为公司一位外籍高层开欢送会，又提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我们总部在上海，和路雪工厂在北京，老外们往往在北京上海都工作过，对比这两个城市，是他们永恒的话题。这么多年，老外来来往往，这一点，却从来没有一致的意见。奇怪的是，只要是先到北京工作的老外，肯定是推崇北京，眼眉之间，一片忠诚。而来中国就到上海工作的，则对上海津津乐道，说起北京，嘴巴一扁，像极了上海人的表情。城市表情，难道会传染？

    每到这种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会转到我这儿，“Mr.Zeng，你的看法怎样？”凭什么!又是让我评论？我最怕这个话题。

    从来就怕问仙乡何处。我生在无锡，幼年在上海，直到八岁。住过的地方真不少了，我能记得的最早是住静安的海格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只记得那套老公寓，棕红的地板和门。我们一堆兄弟姐妹是闲不住的，老在家里打闹玩耍。我奶奶，一个苏北老太太，总要管我们，急了就拿拐杖打。老太太一打我们就四散奔逃，她是小脚，追不上这帮“讨债鬼”，就坐在地上哭。后来又住到康平路，还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时除四害，全城统一在同一天敲锣打鼓放炮仗来消灭麻雀，自己还跑到我们那个九楼顶上放炮仗。然后又搬到法华路，现在叫新华路了，在法华路小学上学，晚上在大草坪上玩攻城游戏。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说普通话，直到离开上海时我也没学会说上海话。到了北京上小学、中学，但我们这些在府右街附近行走的孩子们，又不讲究说北京话，就像前些年流行港台味的普通话、最近又讲究带外文的中文一样，当时的时尚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任何方言。

    小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可后来发现，不会方言就好像没有老乡，结果变成了自己居然没有故乡。上海人当然不认我是上海人，他们碰到一起是自顾自的大讲上海话，视我如无物。自己连上海话都不会，确实也不好意思算是上海人。奇怪的是北京人居然也不认我，虽然我比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资格当北京人。小学一年级就到了北京，年年清明八宝山扫墓、五一中山公园跳集体舞、十一天安门游行；文化大革命当红卫兵破四旧、改街名砸全聚德牌子骑车围攻公安部；无论是在广场上献花圈悼念周总理、还是上街游行喊口号建街垒；北京的大事哪件少得了我们的参与啊？但我居然还不算正经的北京人，就因为我没学会按北京南城人那样卷起舌头胡里胡涂的说话。

    所以，到评论两个城市的短长时，我的感受跟别人不大一样。

    看城市，第一感受往往是那里的风貌。过去，北京和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北京的天际线是宽广的，从长安街西望，高大的杨树下，西山的轮廓清晰可见，蓝天，淡淡的卷云，山色青紫，一层霭气微微升起。近处，灰色的胡同纵横，沿街的高大而又方正的建筑，有些霸气有些富贵又有些厌倦地，稳稳地盘踞着。而上海则不同，看不到远方天际线，只有一片片高楼，把街道挤在中间。路边的楼底层好像全成了店铺，沿街店铺招牌层层叠叠，五颜六色，街上熙熙攘攘，一片生机。但现在，这种区别慢慢消淡了。北京上海的旧城，步步后退，让位给新的商业区。都是一样的玻璃建筑，一样的品牌专卖店，一样的橱窗陈设。经常想，要是一夜之间把我扔到中国随便一个大城市中心，让我猜这是成都、杭州还是上海北京，甚至是合肥、石家庄，保不齐我还真含糊了。这年头，大家都一样。

    但城市的灵魂，却无法同化，这灵魂就是人。千百年文化的沉浸造就了每个城市的人情世故，筑就了城市的性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京人在北方汉子的豁达不拘中混杂着八旗子弟的玩世不恭，加上皇城根下的官场传统。所以，北京人凑到一起，就是个侃，海内海外奇谈怪事、官场江湖恩怨是非，无所不侃。讲到动情处，拍案而起，自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朝朝代代北京政治运动层出不穷。但“侃爷”们做事的能力不敢恭维了，北京人行事粗放，不拘小节，好面子讲交情，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不免有些捉襟见肘了。我老跟别人讲，在北京，只要不是武警站岗的要地，哪里我都混得进去。在门岗处点点头，作闲庭漫步状，十之八九，就进去了。可在上海，门都没有！只要有个门卫，哪怕是退休老头儿，你都别想，那个认真劲就别提了。

    多年商业社会的浸润，给上海人平添了一份精明。上海人的精明是有名的，过去，只有上海人可以清晨四五点上街买菜，就图个菜色新鲜。改革开放后，虽然一开始上海人要“轧轧苗头”，看看别人会不会吃亏，把发财的先机都让那些混不吝的“二愣子”们捞走了，但等到全面铺开来拼本事的时节，上海人的商业头脑，还是令他们整体超出其他地区一大截。当然，有的时候过度精明，也让上海损失颇多，“过犹不及”嘛，。比如说浦东机场就是个例子，把这么个大机场放在离江浙最远的海边作甚？小心眼害人害己，江浙怨声载道，自己也不方便，我每次出国，去机场的路上一个小时都在抱怨。现在只好再扩建虹桥机场和建磁悬浮延长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作生意上，上海人还是一板一眼的，谈判起来不容易，但只要合同签定了，一般就可以放心了。不像好多地方，胸脯拍得山响，合同签得很快，但要落实，还要看你自己的造化。当然，既然是商业社会，总要有商业头脑，上海人不会仅仅凭交情做事，每个人都会被定位，阶层清楚的很。

    这两年当上上海市人大代表，有很多机会听上海市各级政府官员介绍情况。每次，都要感叹上海培养的干部还是很有水平的，思维谨密，条理清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还有什么问题。这也是上海城市管理水平高于其他城市的原因。

    横戈老弟又在那儿鼓捣什么双城记。双城现象各国都有。德国的柏林和汉堡、意大利的罗马与米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悉尼，日本的东京与大阪、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好像都是跟北京与上海之分有些相像。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总有不同的基因。

    老在想，退休到底定居在哪儿？向往着眺望西山，与故交把酒畅谈，闲步胡同间的北京闲散生活；也憧憬着驱车江南，看油菜花开满眼，品茶西湖边的江南精致风情。鱼和熊掌是否可以兼得呢？

    抬眼向窗外望去，远处塔吊林立，那是正在建设中的虹桥交通枢纽。明年，从上海到北京就有高速铁路了，也就是五个小时的愉快旅程。还管什么定居上海还是北京，天下大同了。只是希望这些城市能保持它的风貌，包括文化，个性和语言，即使是我听不太懂的鸟叫般的上海俚语，还有我永远说不会的糊里糊涂卷舌的北京城南土话。

  （汉旺镇）

（往草地乡的路）

    刚出酒店房间的阳台，我就呆住了。没想到，面对的竟是高山峡谷中一片森林，高高的针叶林，沿着山谷郁郁葱葱地向远处延伸着，渗透到山谷的各个角落，直到远远的那座山顶在夕阳下闪着金光的山峰。这个位于四楼的阳台正好高于树梢，放眼望去，全是绿色，各种各样的绿。松林的暗绿、山坡上草色的碧绿、间杂着各种杂树树叶是在阳光下泛着光的嫩绿、灌木丛却是黄绿。这些灌木正绽放着白色的花，一丛丛地开的无拘无束。细细看去，这不就是珍珠梅嘛，我在家里的小院里种过的，在好多公园里也都有，夏天开白花。珍珠梅，既然叫“梅”，满以为总是个什么高贵品种，怎么到这里成野树丛了呢？它们漫山遍野自由自在地生长着。风轻轻地吹过来，空气清新中带着林间的特有的香气。已经快下午六点了，太阳还高挂着，天，碧蓝碧蓝，飘着大朵的白云。阳光仍是很足，正斜斜地射过来，带着一丝金黄。气温在22度左右，正舒适。斜靠着木椅，一杯咖啡放在圆条桌上。我长出了一口气，眼前的一切都像是从电影和画报中见过的理想场景，但这不是幻想。这种完美之地确实存在，就在地震灾区，在四川阿坝州，海拔3000米处。面对这一切，无话可说，只能重复着跟我们一起来的罗局长的话（当然，要像他那样带着浓厚的四川腔慢慢地中气十足地吐出口来），“这生活，还是很美好地。”

    确实，生活还是挺美好的，特别是当你能够活着的时候。这一周，我们来四川灾区，慰问受灾的原材料供应商，同时考察位于阿坝州草地乡地震灾区准备重建的学校，一路所见，更加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了。

    受灾的华丰磷化工有限公司就位于绵竹汉旺镇，地震发生时，矿区山崩地裂，在矿区地面工作的85个工作人员遇难，在井下的上百个矿工团结一致，自救逃生。矿上一个女工随队步行5公里返回工厂，一进门就瘫倒在地，到医院一检查，居然全身骨折多处，无人能够想象这种身体状况怎么能够走这么远，人的潜力真是不可估量的。

    汉旺镇是这次四川地震的极重灾区，全镇皆毁，现在已经封闭军管。依仗着带队车辆的特殊通行证，越过站岗的穿着绿白相间迷彩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人，我们进入了汉旺。正午时分，汉旺镇空空荡荡，只有一栋栋布满裂纹的废弃楼房、一堆堆不成形状的残墙碎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成排的建筑，可以想象出这里曾经的繁华，这是个很大的镇子，比西北地区很多县城还要大。但也就是几分钟、也就是地球的轻轻抖动，一切就全都改观，繁华散尽，人去楼空。这次地震上万人在此蒙难，至今还有近千人埋在瓦砾之下。环顾四周，鸦雀无声，心里一丝凉意浮起，好像这些遇难者还在周边，这一会儿，我觉得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不甘心，在他们身上，曾经有过多少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如今又有谁记得又有谁在乎呢？

    车再停下时，前面已是那个著名的钟楼，就在东方汽轮机厂大门外。钟楼上大钟的指针，仍旧定格在2点28分，就停留在那惨烈的一刻。听说这里就要成为地震遗址纪念馆，这个镇的现状将永久保留。同行者劝我们下去照个相留念，我们拒绝了。此时此刻，在遇难者的冤魂未散之时，照相留念实在有些于心未忍。

    第二天，到达阿坝草地乡，这个乡位于四川阿坝州和甘肃陇南文县这两个地震重灾区交界处。临行前，陪同的王县长把我们的车都换成丰田越野了，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过去才知道，原来就跟汶川北川一样，这里的地形是高山间窄窄的峡谷，道路就在峡谷间蜿蜒前行，地震时这里山崩地裂，道路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道路两边的山上，间或有一片片的滑坡，大块大块的石头，有的有房子般大小，滚落在路边。开车的师傅是个藏族小伙儿，一路上满不在乎开得飞快，到了这儿，也神情紧张，圆瞪双眼，开足油门在乱石堆中穿过。亲身在这种道路上，才体会到那些救灾的军民们的伟大。在那种余震不断的时候，山上的石块随时会滚下来，躲都无法躲。救灾要承受多大的风险啊。车辆剧烈的上下颠簸，直到冲过了这八公里的滚石区，司机才缓了一口气，放慢了速度。

    学校背后的山上，已经裂了个大缝，山体随时会垮下来，这学校当然没法用了。二话不说，重建，任务完成，打道回府。陪我们一起的王扎县长是个典型的藏族汉子，方脸阔口，彪悍英武。地震开始，他就带了三十多人的救援队到重灾区抢险几十天。回忆起这一段，他只说，现在，一切想法都不一样了。我问他到底有什么感受，沉思了一会儿，他说道：“第一，活着，就是幸福。那些挫折失意真的没什么。第二，对别人要好些，多关心人家，能帮助别人时就多做些。”听这几句话从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口中说出，看着他那诚挚认真的脸色，自己确实体会到为什么说“多难兴邦”了。

    一边遥望山景，一边回忆着这几天的情形，夜色慢慢地降临了。太阳一落，刚才还是安静的山谷，忽然响起各种鸟鸣。近处的杂树丛中，有百灵的婉转歌声，悠扬顿挫相对鸣唱，不知在诉说什么；稍远处森林里，一群大鸟喳喳地叫着，热热闹闹地交流着一天的见闻；远处的山谷，不知是什么鸟，高亢地鸣着，间断地，一声声响彻树梢，在山谷的回声中，居然带些金属般亮音。不多会儿，鸣声渐渐稀疏了，山谷又归于沉静。暮色越来越深，山谷森林化为一片暗影，在深蓝色的夜空背景下，山峰的黑色剪影巍然耸立。夜空中，星星闪烁，每次到乡村山野，都要流连于这满天星辰。城里的孩子可怜见，连个星星都看不到，除了月亮边上那颗太白金星。谁能教他们认银河牛奶路，看牛郎织女，数北斗七星？难怪七夕不热闹。

    月上树梢，一袭月光斜照下来，山林显得更静谧。夜风清冷，有些寒意。起身回房，仍有些不舍。回望远山，想起那些无缘再见到山色月光的遇难者，那些还在帐篷和板房中已一无所有的灾民，那些在月色下沉寂着的残墙败瓦，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句，我们，真的是很幸福了。

    出了梅雨季的上海，气温骤升。清早，才不到七点，这日头已经辣辣地晒下来了。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却都西装革履地，早早的聚集在办公楼里，等待着、盼望着、心里居然有点忐忑不安。

    是谁能在星期天的清晨使得联合利华全体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经理在此焦急等待？哪位贵宾的来访能让我紧张？

    说起来，我也算见过大世面的了。小时候在中南海中厮混，第一代领导人哪个没见过呢？夏天跟毛主席在同一个游泳池中游泳、周末与朱老总、刘少奇在一起看电影、周总理在小礼堂跳舞时我们会跑过去看看、陈老总的办公室外边花坛里的一串红都让我们这些小家伙偷吃了。工作后我在部队十二年、国家机关十二年，又到联合利华十五年，在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与江、朱、温、习近平等各位领导会面的照片，几代领导人都见过了，为什么我还是昨天一夜都没睡好、今天清早五点就醒来、六点半就到了办公楼，满脸流着汗，像个年轻人那样翘首盼望？

    八点快到了，有消息说领导快到了，马上迎出门去。回头看看，骄阳下的办公楼，愈发显得清洁明亮。去年的绿化，今年效果全出来了。门口的四棵大榉树，已是枝叶繁茂。水景边的柳树，总算柳条依依随风摆动了。在垂柳的倒影下，睡莲的圆叶浮上水面，各色的锦鲤躲在叶下，逃避这直射的日光。夏日里的一切，懒懒地，但孕育着生机。在我们周边，有几个带着黑墨镜的精壮小伙儿，一只耳朵上挂着耳机，黑黑的面孔全无表情。在他们那沉静的外表下，却暗含着力量。看看他们，心中叹道，好酷啊！中国的特勤，与电影中老美也有得一拼。沈默片刻，一个小伙儿抬腕看了一下手上的复杂手表，说了一声：“38度7”，无意识地，所有的人都抬头望了一下天空，蓝天下万里无云、只有烈日，肆无忌惮地照下来。

    一阵车声，打破了沉寂。几辆警车和开道车迅速驶来，停在大门外。紧接着，四辆中巴开进院内。所有的人一下子都精神起来，迎上前去。车门一开，一眼就看到温总理，还是那样，圆眼睛炯炯有神，精神抖擞地从车上下来。

    握手、欢迎、迎进办公楼，我一面轻车熟路地做着这些，感觉却是极其不真实。就像这些人物这些场景这周遭的一切都是刚刚从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跑下来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又离自己很远很远。

    进了办公楼，一阵凉风，把我拉回现实。看见温总理正亲切地与我们董事会每个人握手，我赶紧上去介绍，“这个来自巴西、这位是英国人、这是个澳大利亚、这个德国人、他来自法国、这是从比利时来。。。。”，一面讲，心里真的很感动。原来计划就是笼统地介绍说这些都是董事会成员。一般领导就是点点头招招手，就进入下一步了。可温总理居然认真地与每个人握手，眼神交流着，一点不敷衍。

    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期盼今天的会面。这几年，眼前的这个老爷子走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这么大的国家，事事要操心。就像他自己说的：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面对着这13亿，960万平方公里，需要多么坚强的心智才能承受这份责任呢。特别是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每天大家流着泪看着灾区新闻时，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不辞劳苦地现场指挥、在余震中的废墟瓦砾中前行、在随时可能溃决的堰塞湖的土坝上攀登，他已成了中国坚强的标志，成为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不可战胜的象征。而今天我居然会与他并肩而行近在咫尺，看着他显得消瘦的身形，心中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在公司办公楼大堂中，我介绍说，我们以“活力”为宗旨，希望给员工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温总理环顾四周，满意地说，“你们这个建筑很漂亮嘛！” 随后，我向总理和来访的领导们介绍了联合利华全球业务、联合利华在中国的地区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联合利华在中国的梯度转移以及联合利华在中部的生产基地。总理频频点头，他还清楚地记得在2005年我在安徽芜湖向他介绍的情况，对我们的新进展很满意。

    在公司的产品展示区，温总理仔细地端详我们的各种产品，对我们的出口产品尤为关注。但他听说我们的洗发水和其他产品已经能适应以要求严苛而著称于世的日本市场，质量甚至超过了欧洲同类产品，他欣慰的笑了，连声说好。

    公司的高级经理和很多员工在星期天赶来加班，很多人并不知道哪位领导来视察。当他们听说是温总理，一片欢腾。人们聚集在中厅的羽毛球场上，当总理一行走过来，大家一片掌声。温总理很高兴地走向人群，一个个的握手交谈。他一个个地问大家来自哪里，“河北、安徽、广州、湖北…”，当有一个女孩子报出“天津”，温总理马上说，“我们是老乡”。在工作区，员工也全从座位上跳起来，涌到过道边。一路走，总理一路握着员工的手，一个个认真地真诚地握。“这要握到什么时候？”我身旁的一个保卫人员有些着急地嘟囔着。虽然我看到员工们那幸福的表情，知道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一次永远的回忆，但也不得不分开众人，请总理往下一个地点走去。

    走到公司的活力角，没等我介绍，总理就看到了我们关于可持续农业的介绍，高兴地问：“你们还搞农业？”我介绍了我们在黄山茶叶基地的项目，不离土不离乡，让农民富起来。看着我们的数据，总理和领导们都说是个不错的方向。当我介绍道我们的四川赈灾行动时，我停住了。看着总理，他在灾区的一幕幕场景全都浮现出来。我没有再提我们为灾区所做的那一点事，比起温总理，我们做得太少太少。我只是说，我们只能尽到绵薄之力，大家都为总理在第一线而激励，为全国的团结而感动。我们以后还要为灾区的经济建设出力。温总理听到这里，非常高兴，他肯定地说，搞好灾区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贡献！

    一路上我不停嘴的介绍着情况、回答着问题，但全部注意力全在总理身上，全然记不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当然，我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差错，这短短半个小时的视察，每个环节，每张图表，每个步骤早都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十几年公司的每一步我都是亲历者，以我对公司的熟悉，也真不会有什么问题难得倒我。不知不觉，预定的参观路线已走完了。一片掌声响起，前面，已经到了前厅，员工们都在此等着欢送总理呢。

    眼看分别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的主席Frank请总理与我们合影留念，总理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大家都来跟总理合影啊！”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只听嗷的一声，大家都围过来了。两个女孩冲在最前边，都是新来的管理培训生女孩，一个拉着总理的手跳着叫“温总理，我爱你！”，一个语无伦次地叫着“温爷爷，辛苦了！”而温总理依旧和蔼的笑着，就像个慈祥的老爷爷在一群欢快的孩子中。一阵闪光灯，把这一幕永远定格了。

    半个小时时间，转瞬即逝。温总理一行回到车上，我们的员工涌出大门，在台阶上跳着挥手，每个人脸上都是满足和欢快的笑容。在温总理的挥手告别中，车队呼啸离去。

    许久许久，我们还沉浸在激动中，忘记了烈日酷暑。“我见过不少国家的元首领袖，但温总理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与众不同！”Frank深思地说。确实，这就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总理，这就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底蕴的大国总理，平和而谦逊、内敛而睿智，温和中又蕴藏着无比力量。

    有这样的领导人，中国的崛起确实也是顺理成章的。

     春节，好像除了发发短信，放放炮仗，就是看电视。平时很少看电视节目，这会儿，还是真要看了，中央台的春晚当然要看，虽然从来不看好，觉得越排越俗，但还是每年都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也算阖家一起过年。不过平心而论，全国十几亿人，东南西北男女老少城乡贫富，都在看这一台节目，怎么演都讨不了好去。能坚持这十几年，也真不容易了。

     北京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在我周围的人中好评不少。不过也可能是地方台有针对性，适合我们这些北京人的胃口。演员也合口味，那些中央台由于种种原因不让上的家伙都在这儿露面了，比如说郭德纲，还有曾为中央台春晚打下了江山，又被过河拆桥踢出去的陈佩斯朱时茂，在北京台都有上佳表演。

     据说每年的春晚都会预示当年的大事，就像费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那年，就是大兴安岭大火的那年。感觉中，今年各台春晚节目都有点怀旧，老歌老艺术家出来了不少，大概预示今年会有更多地怀旧和反思吧。想想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今年正在对改革进行反思。文艺和政治都在一个大范畴，怀旧和反思也是同一种情结，不可能不在文艺演出中反映出来，特别是春晚。

     听到那些老歌，还是觉得不错，但不再有以前那种如醉如痴的感觉。特别是那些老的歌手出来，反而给我带来一种凄楚，朱绪岚、黄宗英等等，在她们全盛时代，光***人如日中天，现在却都有点让人惨不忍睹。历史无法重演，时过境迁，即便勉强试图回顾，当年的感觉也是回不来了。就像昨天我在张弛的博客中提到Beatles，想起在文化革命中，大概在1970年左右，我第一次接触了Beatles, 在那个文化禁锢的日子里，Beatles的音乐，充满了激情和反叛，我于是成为了第一批Beatles歌迷。那时，录音机才刚刚问世，只有黑胶唱片，Beatles音乐在当时属于靡靡之音，是不许放也不许听的，北京城里，有Beatles唱片的人凤毛麟角。拥有一张Beatles最新专辑的哥们儿之牛气，绝对超过现在拥有一辆最新款法拉利跑车或悍马的大款，因为，这不是钱能买到的。每逢听说有Beatles的新辑到北京了，大伙儿就会夜间齐聚在某家等候，再恭恭敬敬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这位“爷”，看着他从军用挎包中拿出那张密纹唱片，放到留声机上，在唱片缓缓地转动中，Beatles的歌声静夜中传出，如天籁般，慢慢浸入心扉，每一个颤音、每一个和声、每一声配器，都引起一阵心底的颤抖。在这种带有宗教般的气氛中，我记住了Beatles的每一首歌。到现在，只要他们的音乐响起，马上我就会有反应，就像一种生理反射。但是，前几天我又翻出一张Beatles的专辑听，从熟悉至极的歌曲中，却发现它的配器变得单调了、和声也不那么协调了，就像发现多年后又见到自己过去的梦中情人，霍然发现她已容颜老去，美貌不再。

     时光如滔滔江水，一去不复回，历史不能重演，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把那些美好都留在记忆中。我是主张往前看，什么反思之类的全是事后诸葛亮，于事无补。这时代，波澜壮阔英雄辈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有点儿自知之明的，就得抛掉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历史，重新归零再来。不就是个弄潮嘛，跟别人一样学一样试，凭什么就落在别人后面呢？就像陈佩斯，当年他以小品领时代之潮流，现在满台都是小品，以小品成名者如过江之鲫，这种情形下怎么自处？跟别人比资历？当年老子演小品上春晚时，你小子还在农村耪地呢！有什么用？不就是逗你玩嘛，这不，他和朱时茂今年就来个多媒体小品，视频动画新技术全上，搞得也是有声有色。

     最怀念的春晚人物就是赵丽蓉赵老师，其实，早年赵老师在评剧界也算个腕儿，唱评剧也火过一阵。如果她老人家也这么吃老本，以什么“老艺人”的身份上台唱两句评戏来搞些怀旧，当然可以。但人家偏不。七十多岁的人，就是跟着时代走，唱流行歌曲跳迪斯科跳霹雳，引风气之先。于是，成就了春晚上最受欢迎的艺人，至今无人超越。

    斯人已去也，其精神还是有教益呢。

    又是中秋，又见明月。中华民族对月亮一直是敏感的，几千年都用阴历，以月计时。但更多的还是寄托感情，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对月伤情把酒感怀，数千年留下了多少诗词歌赋。飘逸的咏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豪放的醉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但最沁入人心的诗句还是我们从小就熟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确实，当秋夜已深，树影下秋虫声声鸣不住，独自徘徊月下，当然会起思乡之情。

    总以为自己没有故乡。我生在无锡，幼年在上海，直到八岁。住过的地方真不少了，我能记得的最早是住静安的海格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只记得那套老公寓，棕红的地板和门。我们一堆兄弟姐妹是闲不住的，老在家里打闹玩耍。我奶奶总要管我们，急了就拿拐杖打。老太太一打我们就四散奔逃，她是小脚，追不上这帮“讨债鬼”，就坐在地上哭。后来又住到康平路，还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时除四害，全城统一在同一天敲锣打鼓放炮仗来消灭麻雀，自己还跑到我们那个九楼顶上放炮仗。后来又搬到法华路，现在叫新华路了，在法华路小学上学，晚上在大草坪上玩攻城游戏。但那时候我们这一批康平路的孩子，讲究的是说普通话，以至直到离开上海时我也不会说上海话。到了北京上小学、中学，但我们这些在‘海里’（现在的流行说法是‘红墙里’，但我们从不这么说）的孩子们，又不讲究说北京话，就像前些年流行港台味的普通话、最近又讲究带外文的中文一样，当时的时尚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任何方言。

    小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可后来发现，不会方言就好像没有老乡，结果变成了自己居然没有故乡。上海人当然不认我是上海人，他们碰到一起是自顾自的大讲上海话，视我如无物。自己连上海话都不会，确实也不好意思算是上海人。奇怪的是北京人居然也不认我，虽然我比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资格当北京人。小学二年级就到了北京，年年清明八宝山扫墓、五一中山公园跳集体舞、十一天安门游行；文化大革命当红卫兵破四旧、改街名砸全聚德牌子骑车围攻公安部；‘四五’上广场献花圈悼念周总理、‘64’上街游行喊口号建街垒；北京的大事哪件少得了我们的参与啊？但我居然还不算正经的北京人，就因为我没学会按北京南城人那样卷起舌头胡里胡涂的说话。

    所以，每当中秋来临，大伙儿都举头望月低头思乡时，我就有点惶惶然，生怕有人又问‘仙乡何处’。真想能说一口乡音，也算有个寄托。没有故乡感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

    大概是起源于农耕社会的缘故，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点思乡之情，难离故土。小时候父母在，不远游。长大了为功名不得不离乡别井，则咬牙忍受，只图个荣华富贵衣锦还乡。但即使坚强如岳飞者，秋风方起，寒蛩鸣时，于三更惊回千里梦，也不由得起来独自绕阶行，望明月而思乡，叹白首为功名。而老了就一定要辞官归故里，只求叶落归根。回不了故乡的倒霉鬼就会象在台湾的于右任一样哀叹：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而洋人们多半起源于游牧民族或渔猎社会，大概思乡之情要好得多。

    我在国内不知叶落何处，但每回出国都思乡。最记忆犹新的是在伦敦，2000年我在伦敦总部工作。中秋的英伦明月同样皎洁，夜深人静独自赏月，仰望良久，思乡之情潜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想想八个小时时差，家人们已悄然入梦乡了。我却独自对月伤感。‘英伦北京万里遥，我月方起尔月消…’。这时再也不想中国哪个城市是故乡了，只想着在遥远的东方，有我熟悉的一切，不管完美与否，在我血液中融入她的文化，包括举头望月低头思乡这种中国人的特殊情结。

    月圆何处空惆怅，故园依稀梦里来。伦敦经历让我知道我的故乡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