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锡文的BLOG

    六月十四日，初夏，出发去四川。

    这是我在地震后第4次前往四川了。去那里，全是为了我们地震后捐款建设的那些希望学校，从款项的落实、建设方案、施工质量、校内设施，到建成后员工志愿者支教、学校留守儿童的关怀、电脑教室的建设、还有希望学校教师的培训等等等等，每件事情我们部门的姑娘们还有我本人都要亲身过问，具体落实。

    这些事，为公为私都不能马虎。从公事来说，公司捐助了上千万，这些善款总要用好，自己作为负责社会公益事业的副总裁，这就是我的工作，总要有个交待。于私来说，这次汶川地震，员工们踊跃捐款，总计收到了109.5万员工个人捐款。在捐款的时候，很多同事都托付给我说，这些钱请一定要用好，真正帮到那些需要的人。我当众拍了胸脯，君子守信，一诺千金。既然我答应了，就要帮大家管好用好这笔钱，何况也有自己的一份呢。

    去年收到捐款后，考虑再三，决定把所有员工个人捐款集中起来，建设好一所学校。在灾区考察时，看到洪雅县联合乡的一所学校已经全部震毁，孩子们都在帐篷里上课，当即决定就用员工的捐款建设这个学校。一来孩子们确实需要；二来这个学校名字就很好，联合小学，与联合利华有缘。先期投入110万元，后来又为了硬化操场，追加了10万元，同时，地方政府也投资几十万元。我们员工的个人捐款就全放到这里了，学校也改名为“洪雅县联合爱心小学”。这样，员工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爱心放到了哪里，大家可以随时了解这所学校的情况，也可以在此组织更多的员工活动。

    这次去四川，就是与我们的新的大中国区主席乔安路先生参加这个“洪雅县联合爱心小学”的开幕典礼，同时还有15个公司的员工一起过来，到这个学校当支教的志愿者。员工当志愿者，我们已经组织了几年了，在青海、大别山和四川的希望学校，总计已有60名员工参加过支教活动，效果很好。过去以为，短短一周时间教不了多少东西，主要收获还是对我们员工自身的教育。很多联合利华的员工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也是我们过去说的“三门”员工（走出家门进校门，离开校门进公司门），对中国贫困地区缺乏亲身的体会。来到这些穷乡僻壤，与天真浪漫的孩子朝夕相处，对于他们的心灵也是一次洗礼。经过几年的支教活动，发现我们员工教师支教，对于孩子们和当地教师，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乡村小学偏远闭塞，有我们这些充满活力的员工前往，带去的不仅仅是知识，对孩子们带来的还有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憧憬，这些员工教师成为孩子们活生生的榜样和崇拜对象，当支教的员工们离开时，孩子们会泣不成声。十年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希望学校比起相临的学校，孩子们都要活泼一些，对外界的兴趣更大一些，而经过我们员工支教的学校则更明显。乡村的孩子，一样聪明，往往只要给他们多一点点动力，一点点信念，其前途就截然不同了。

    十五日，天气阴沉，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天气预报说，当日中雨。车往学校驶去，看着雨刷摆动扫除车窗上的雨点，心里并不担心。十几年了，我们搞活动时一直有一个规律：只要是社会公益活动，不管气象预报如何，天气都不会捣乱。这种现象无法解释但确实存在。2001年，我们开展全国绿水青山活动，开幕活动就是在北京世纪坛种树。时值初夏，活动开始前，北京大雨倾盆。但露天活动的时间早就定下来了，还请了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时间已无法改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活动计划在上午十点开始，到了九点半，仍是乌云密布雨如瓢泼。本已绝望，但到了九点五十分左右，当贵宾们来到世纪坛时，雨居然渐渐小了。活动开始，大家走出贵宾厅来到室外，无雨。于是活动开始、贵宾发言、种树，记者采访电视拍摄、一阵忙乎，活动顺利进行，其间还难得的出了一阵太阳。一个小时完事，十一点，客人们打道回府，当副委员长的车门关上，汽车绝尘而去的瞬间，天色骤暗大雨回归，这场雨居然又整整下了一天，只为我们的活动留了一个小时的间隙。

    此后这些年，多次活动，只要是社会公益事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在上海徐家汇公园种树，也是在连日阴雨中，为我们活动留下了两个小时的好天气。最近一次是四川地震后的夏天，我与供应链副总裁CB以及采购董事Grace和Frank一起到极重灾区汉旺镇慰问我们的一家供应商，在地震中他们厂房倒塌矿区被毁，人员损失惨重。汉旺隶属德阳，离成都也就一个半小时车程。那天离开成都时，同样是暴雨如注，在高速路上，车的雨刷达到极限，仍看不清前方。Grace有些担心，我泰然自若，给他们大讲我们过去的奇遇，让他们放心。到了德阳，还是暴雨，在高速出口处与前来迎接的当地官员握个手，我们的衣服就被淋湿了。但等我们进到工厂，雨水还是不负众望地停了。捐赠仪式结束后我们走进受灾的厂区时，一缕阳光斜射下来，震后工厂的残垣断壁都笼罩在金色的光芒下，给人以希望。

    这一切，到底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定数？

    不管怎么有信心，在我们去四川洪雅联合爱心学校的路上，看着淅淅沥沥雨下个不停，我也不由得对天气有些担心。

    一个半小时路程，学校很快就到了。到了校门，鼓乐齐鸣，孩子们正冒雨迎接我们呢。红扑扑的脸、亮闪闪的眼睛、腼腆的笑容，这些乡村的孩子都是这样可爱。环顾四周，青山环绕着的这个乡村小学已经与我前两次来时截然不同了。头一次来时地震刚刚过去，这里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断壁残墙，孩子们正在帐篷里上课。那一次决定建新学校，第二次来，学校的教室已经有些模样了，但操场全是烂泥，于是又追加投资硬化操场。这次进来一切都不一样了，整齐的新校舍、干净的水泥操场，孩子们正起劲地打着队鼓，笑容中透着自豪。校长赶过来握手，脸都笑成一团了，说他的学校硬件已经成为这一代乡村学校中最好的了，家长都抢着送孩子来这儿读书呢。

    学校落成典礼就要开始了，但雨还是下个不停。问随同来负责活动组织的公关公司的姑娘们有什么后备方案，回答是“没有，我们老板来前说了，随曾总活动，不必考虑天气问题！”听了这话，感觉只有一个字“晕”。坐在湿漉漉的板凳上的乔安路主席也转过头来，半开玩笑的说：“锡文，你快让这雨停下来啊。”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我还开玩笑告诉他说，你们别着急啊，活动一开始雨就会停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急得不得了。

    幸运的是，当主持典礼的洪雅县副县长走上台去，宣布活动开始时，雨真的停了。无论是校牌揭幕、领导讲话、老师和学生们充满感情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词，还是在那些活泼漂亮的男孩女孩在台上边唱边用手语表演舞蹈（全校的孩子们也一起在台下表演）时，一直到乔安路主席与我们参观学校、与孩子们高兴地交流、分发礼品、跟孩子和我们的15个支教老师一起在教室里吃午饭，这段时候，天公作美，居然没有下一滴雨。

    与孩子们一起共度愉快而充实的半天很快就过去了，这种时光对我们都很珍贵，它是一种快乐，还带一点点感动、一点点自豪、一点点童年的回忆。同来的西区销售总经理Tony也一直在说，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么个乡村小学度过的。当我们在老师同学们的一片告别声中离开时，就像每一次到希望学校时一样，我又一次感到，能够在工作中为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做一些好事，确实是自己的幸运。

    车快速地往成都驶去，雨不知何时又下起来了，雨点越来越密，这天气，已经不能用好运来解释了。望着乌蒙蒙的天空，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感谢老天眷顾，我会一直把好事做下去的。

    很久了，父亲不再入我梦。

    我好像夜夜有梦，但能记得的很少，有颜色的梦也少，更少在梦中遇见熟悉的人，与之交谈。能记得的只有数人，包括梦中在中南海我小时候游玩的湖边树林和大房子里两次遇见毛主席，相谈甚欢。父亲乘鹤西行，已经转眼十二年了，也只在前几年梦到过寥寥数次。我想，梦见某人一定有什么缘由，与是否思念关系不大。否则，父亲一定会夜夜入梦的。

    从我八岁起，父母就出国工作，远赴古巴，与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们做朋友去了。我们这帮孩子，按规定不能跟着走，也就成了当年的“留守儿童”。当时没有电话，更没有互联网、MSN,与父母的沟通靠每月一次的外交部信使队传送。为了信使们携带方便，与父母的通信不能太长，页数不能多，纸也不能太厚。父母总是情深意切，想在数页薄纸中教导我们人生的大道理。而我们岁数太小，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总是琐琐碎碎，东拉西扯。六十年代初还是困难时期，我们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吃不饱，脑子里只剩下吃这一件事儿了。有一段时期我们写在信里的全是讲今天吃什么，而且一定要用“马上我就要去吃饭了，又有东西吃了，就不多写了！”之类的作结尾，想想在国外的父母看了这种信一定是肝肠寸断。

    不管怎么样，每月信使回来还是我们的节日。一包信拿回来，每人一封。先兴奋的又跳又叫一阵儿，然后就拿着信找个清静的角落，慢慢的看。几遍看过，内容全记住了，再去找姐姐妹妹换着看她们的。信到后，至少有一个星期处于兴奋期，看信谈信是重点。母亲的钢笔字清秀流畅，言语急切干脆。父亲的字是用毛笔写就的小楷，大气而俊雅，语气平和，道理深入浅出。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大叠当时父母给我的信。人生大道理，就这么一点点渗透到我们的心中。

    真正得到父亲的教诲，还是在文化革命中。当时父亲从阿尔及利亚被送回国“补课”。一下飞机，就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坐飞机”、戴高帽，享受到全套的“走资派”待遇。白天在部里接受批判，晚上下班，他照样谈笑风生。一杯清茶，两杯小酒，与我们谈天说地，依旧其乐融融。

    对子女的教育，最好的方法是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文化革命时我刚十四岁，正是青春期，既反叛又自以为是，每天跟着一帮哥们儿到处野。父亲的办法就是教我下围棋，正好当时我们也都迷围棋，能下好围棋，在哥们儿中着实能令人刮目相看，所以我认认真真地每日与父亲手谈。这办法确实好，围棋博大精深，凝聚了中国传统的智慧。对于一个正在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孩子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教育工具。

    父亲并不太注重让我背定式，而是从实战出发，在下围棋中，逐步教育我做人做事的道理。从围棋布局，教育我要有大局观，综观全局、决定战略、抢占要点。到中盘战斗打响，又需要在注重贯彻大战略时随机而变，对手是不会按你自己希望的那样行动，因此要考虑到多种变化。到收官时又要注意“次序”，实际上就是对利益的排序，集中资源在主要利益上。最难的是学会放弃。不管你经营局部花费了多少心血，一旦发现这一局部对全局有害无益，就要果断放弃。当然，放弃不是投降，而是腾挪，在放弃时要交换到其他利益，就是所谓的“弃子取势”。刚开始，真是不甘心，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会在那里苦苦求活，决不放弃。但到头来看看，不放弃的结果是大局受损，对手在压迫你和用局部利益引诱你的同时，攫取大量的利益，不放弃往往是因小失大，导致全局皆负。

    围棋的道理，合乎做人的道理。对弈中潜含商场职场真谛，一局棋，胜似一堂MBA。从1967年到1969年，父亲教了我两年棋。虽说我的棋术还是平平，但在教棋中灌输的道理，却使我终生受益。

    父亲还鼓励我多读书，读杂书。无论古今中外还是文野俗雅，多多益善。他也不多指点，有生字不认识也不管，只要能读通就行。当然，他会适时跟我们一起背一些诗词，并讲解几个重点和典故，比如说柳宗元的《敌戒》，（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讲《敌戒》的，这首诗我受益匪浅），还有唐诗、宋词以及毛主席的诗词等，父亲说的一口苏北官话，我们一起朗朗背诵时，大家往往被他的口音逗得大笑。至今，我还会用他的口音背诵一些诗词呢。

    用读书来丰富知识，用下棋来培养韬略，短短两三年，我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到1969年初去北大荒插队时，我已经有条件有准备来面对艰苦的人生了。

    马上就要到清明了，这次回北京行程匆匆，本来已没时间到八宝山再去看父亲了。就在回上海的前一天，我却又梦到老爷子了。不仅梦到，还是个印象深刻的有颜色的梦。他竟然住在一个有环形落地窗的海景房里，窗外蔚蓝的海水，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静谧。景色美不胜收。早上醒来，愣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取消一些日程，在上机场之前赶到八宝山，再去老爷子那里看看，同时也借机清理一下自己的心神。

    不知道我们生从哪儿来，死往哪儿去。生在新中国，也不知道是否应该有信仰而且也不知道该昄依何教。那就随中国人的大流，见庙就烧香，见佛就叩头。内心里，真希望有灵魂，有轮回，有天堂，不管是什么，只能与我们思念的逝去亲人再见就行。其实，判断人生成败决不是所谓的事业或者金钱，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想，人生最大的悲哀应该是在世无人关照，死后无人思念。即使死后有什么去处，也是茕茕孓立、形影相吊。而做个成功人士，大概就要像父亲那样，一生坦荡、广交挚友，做成一两件能留存青史的事，教育出三五个满怀思念的人。这一辈子，也就值了。

    清明前，细雨中，在上海烂漫樱花下，写下这篇文字以纪念父亲。

    又是江南雨，细细的，飘飘洒洒。这一周，全是这样。透过我的办公室落地玻璃窗往外看，还是那样阴沉的天，远处的高楼，在薄雾下沉默着，道边的树，叶子还在，却发出暗绿的土色。小雨中，一切都是默默地，好像在等待什么。转过身，叹口气，心中顿生惆怅。

    到上海工作已经十几年了，还是不习惯江南的冬天。不由地又想起北京那大咧咧的冬阳，无拘无束地倾泻下来，北京冬天的阳光是上天的恩赐，令人急于出门，哪怕只是在屋前猫一会儿也好，虽然墙根里阴影下还留着有点黑乎乎的残雪，西北风还摇动着门口大枣树的枯枝。

    昨天，为公司一位外籍高层开欢送会，又提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我们总部在上海，和路雪工厂在北京，老外们往往在北京上海都工作过，对比这两个城市，是他们永恒的话题。这么多年，老外来来往往，这一点，却从来没有一致的意见。奇怪的是，只要是先到北京工作的老外，肯定是推崇北京，眼眉之间，一片忠诚。而来中国就到上海工作的，则对上海津津乐道，说起北京，嘴巴一扁，像极了上海人的表情。城市表情，难道会传染？

    每到这种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会转到我这儿，“Mr.Zeng，你的看法怎样？”凭什么!又是让我评论？我最怕这个话题。

    从来就怕问仙乡何处。我生在无锡，幼年在上海，直到八岁。住过的地方真不少了，我能记得的最早是住静安的海格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只记得那套老公寓，棕红的地板和门。我们一堆兄弟姐妹是闲不住的，老在家里打闹玩耍。我奶奶，一个苏北老太太，总要管我们，急了就拿拐杖打。老太太一打我们就四散奔逃，她是小脚，追不上这帮“讨债鬼”，就坐在地上哭。后来又住到康平路，还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时除四害，全城统一在同一天敲锣打鼓放炮仗来消灭麻雀，自己还跑到我们那个九楼顶上放炮仗。然后又搬到法华路，现在叫新华路了，在法华路小学上学，晚上在大草坪上玩攻城游戏。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说普通话，直到离开上海时我也没学会说上海话。到了北京上小学、中学，但我们这些在府右街附近行走的孩子们，又不讲究说北京话，就像前些年流行港台味的普通话、最近又讲究带外文的中文一样，当时的时尚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任何方言。

    小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可后来发现，不会方言就好像没有老乡，结果变成了自己居然没有故乡。上海人当然不认我是上海人，他们碰到一起是自顾自的大讲上海话，视我如无物。自己连上海话都不会，确实也不好意思算是上海人。奇怪的是北京人居然也不认我，虽然我比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资格当北京人。小学一年级就到了北京，年年清明八宝山扫墓、五一中山公园跳集体舞、十一天安门游行；文化大革命当红卫兵破四旧、改街名砸全聚德牌子骑车围攻公安部；无论是在广场上献花圈悼念周总理、还是上街游行喊口号建街垒；北京的大事哪件少得了我们的参与啊？但我居然还不算正经的北京人，就因为我没学会按北京南城人那样卷起舌头胡里胡涂的说话。

    所以，到评论两个城市的短长时，我的感受跟别人不大一样。

    看城市，第一感受往往是那里的风貌。过去，北京和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北京的天际线是宽广的，从长安街西望，高大的杨树下，西山的轮廓清晰可见，蓝天，淡淡的卷云，山色青紫，一层霭气微微升起。近处，灰色的胡同纵横，沿街的高大而又方正的建筑，有些霸气有些富贵又有些厌倦地，稳稳地盘踞着。而上海则不同，看不到远方天际线，只有一片片高楼，把街道挤在中间。路边的楼底层好像全成了店铺，沿街店铺招牌层层叠叠，五颜六色，街上熙熙攘攘，一片生机。但现在，这种区别慢慢消淡了。北京上海的旧城，步步后退，让位给新的商业区。都是一样的玻璃建筑，一样的品牌专卖店，一样的橱窗陈设。经常想，要是一夜之间把我扔到中国随便一个大城市中心，让我猜这是成都、杭州还是上海北京，甚至是合肥、石家庄，保不齐我还真含糊了。这年头，大家都一样。

    但城市的灵魂，却无法同化，这灵魂就是人。千百年文化的沉浸造就了每个城市的人情世故，筑就了城市的性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京人在北方汉子的豁达不拘中混杂着八旗子弟的玩世不恭，加上皇城根下的官场传统。所以，北京人凑到一起，就是个侃，海内海外奇谈怪事、官场江湖恩怨是非，无所不侃。讲到动情处，拍案而起，自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朝朝代代北京政治运动层出不穷。但“侃爷”们做事的能力不敢恭维了，北京人行事粗放，不拘小节，好面子讲交情，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不免有些捉襟见肘了。我老跟别人讲，在北京，只要不是武警站岗的要地，哪里我都混得进去。在门岗处点点头，作闲庭漫步状，十之八九，就进去了。可在上海，门都没有！只要有个门卫，哪怕是退休老头儿，你都别想，那个认真劲就别提了。

    多年商业社会的浸润，给上海人平添了一份精明。上海人的精明是有名的，过去，只有上海人可以清晨四五点上街买菜，就图个菜色新鲜。改革开放后，虽然一开始上海人要“轧轧苗头”，看看别人会不会吃亏，把发财的先机都让那些混不吝的“二愣子”们捞走了，但等到全面铺开来拼本事的时节，上海人的商业头脑，还是令他们整体超出其他地区一大截。当然，有的时候过度精明，也让上海损失颇多，“过犹不及”嘛，。比如说浦东机场就是个例子，把这么个大机场放在离江浙最远的海边作甚？小心眼害人害己，江浙怨声载道，自己也不方便，我每次出国，去机场的路上一个小时都在抱怨。现在只好再扩建虹桥机场和建磁悬浮延长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作生意上，上海人还是一板一眼的，谈判起来不容易，但只要合同签定了，一般就可以放心了。不像好多地方，胸脯拍得山响，合同签得很快，但要落实，还要看你自己的造化。当然，既然是商业社会，总要有商业头脑，上海人不会仅仅凭交情做事，每个人都会被定位，阶层清楚的很。

    这两年当上上海市人大代表，有很多机会听上海市各级政府官员介绍情况。每次，都要感叹上海培养的干部还是很有水平的，思维谨密，条理清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还有什么问题。这也是上海城市管理水平高于其他城市的原因。

    横戈老弟又在那儿鼓捣什么双城记。双城现象各国都有。德国的柏林和汉堡、意大利的罗马与米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悉尼，日本的东京与大阪、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好像都是跟北京与上海之分有些相像。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总有不同的基因。

    老在想，退休到底定居在哪儿？向往着眺望西山，与故交把酒畅谈，闲步胡同间的北京闲散生活；也憧憬着驱车江南，看油菜花开满眼，品茶西湖边的江南精致风情。鱼和熊掌是否可以兼得呢？

    抬眼向窗外望去，远处塔吊林立，那是正在建设中的虹桥交通枢纽。明年，从上海到北京就有高速铁路了，也就是五个小时的愉快旅程。还管什么定居上海还是北京，天下大同了。只是希望这些城市能保持它的风貌，包括文化，个性和语言，即使是我听不太懂的鸟叫般的上海俚语，还有我永远说不会的糊里糊涂卷舌的北京城南土话。

     夜半，梦醒。梦中一直在挣扎，寻路前往普陀山，不知为何。

    正是凌晨三点半，却睡不着了。又想起昨天听到的噩耗，不觉悲从中来。

    昨天接到电话，说赵老爷子乘鹤西行了。老实话，当时只是有些懵，不真实的感觉。照常上了一会儿班，心情开始不好了。提前打道回府，散了一会儿步，还是打不起精神来，只觉得没着没落的。直到现在，夜半，才开始意识到，没有赵伯伯，这个世界对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泪水，潸然而下。

    马上就是二月二十八日，我父亲去世十二年。在这个世界上，我视为父辈的，只有三个人：父亲、吴伯伯和赵伯伯。我父亲潇洒乐观，好喝酒交友。吴伯伯风趣温和，打得一手好桥牌。赵伯伯冷峻达观，过去打网球，近九十岁后，网球不打了，但还能打桥牌，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去年底，吴伯伯刚去世，对赵伯伯的去世，心里真是无法接受。

    父亲去世后，我能到上海长期工作的原因，一是无太多牵挂，还有就是并不感到上海有太陌生。其中原因，一部分还是因为有赵伯伯在，总有些家的感觉。

    并不多去宛平路赵伯伯的家中，两三个月，跑去晃晃。有时聊聊天，也有时进去，看见赵伯伯在楼上打牌，上去看看，随口寒暄，翻翻他的武侠小说（这点，赵伯伯是我的同好），再跑到楼下看看报纸，就跑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下。我这么跑来跑去，连赵伯伯的小狗都习惯了，见我连叫都懒得叫，趴在那里抬眼看看，尾巴都不摇一下。但是，有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它在，就是精神上的堡垒。赵伯伯经常问问自己的工作，向他简单地汇报时，在心里把那些自己堆积在心中的大事小事不大不小的事情翻翻，发现那些平时的委屈、办公室的政治、自认为的麻烦，居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都不值得一提。为什么之前自己会这么在乎呢？离开宛平路，真的好像把这些烦恼清干净了。男人，确实只有在父辈的熏陶下才能成熟。

    原以为这种日子会到永远，即使赵伯伯已经九十三岁。一直到这次他住院，也觉得没什么，个把月就该出来了，谁知道，就此天人永隔了。

    天色渐渐亮了，窗外还是阴天，只是不下雨了。摇摇头，想想这个不一样的世界，这是个我只有责任，没有父辈的世界，再没有地方可以软弱一把，也没有人可以威严地俯视我，向我轻轻地吐出几句话，让我感到自己还小，还不够成熟，还有得可学呢。我，终于长大了，在这个没有父辈的新的一天。

    赵伯伯，走好！

    去看了《梅兰芳》，感觉真的不错。

    这几年，国产大片越来越有看头了。画面讲究，也开始会讲故事了，这部《梅兰芳》就是这样。几个演员都不错，个顶个的强，除了黎明、章子怡这两位弱了点儿。听说梅兰芳本人是有点“木吶”，但那是一种聪敏的内向，而不是像黎明表演出来的那种“弱智”。至于章子怡，就别提她了，怎么演，都是她自己。老张喜欢的女人都一样，一样的是那种蛮横无理，一样的是那种表演时还在想着自己的外形，端着架子的女人。看来，所谓“成名”也是要靠关系、运气和炒作，不全是靠本事。

    至于故事的真实性，管它作甚！就像李安拍的《赤壁》，您就别把它当成三国的故事来看，一想三国，非气疯了不可。三国赤壁故事的精髓无非是舌战群儒、苦肉计、借东风、华容道、三气周瑜等。分别讲述中国文化中的思辨沟通、忠诚奉献、天人合一、知恩图报、远见卓识等，中心思想是智慧可以战胜霸权，信义比生命更重要。那句“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嘲笑声，上千年了还不绝于耳。宇森同志客居美国几十年，深知这些深意拍到电影里讲给洋人们听，无异于对牛弹琴。作为一个面向欧美的商业片，当然把大智慧统统换掉了，改成洋人看得懂的那些小桥段，踢踢球、来点爱情、搞些小阴谋，能把故事编圆了就行。因此，看这些商业片，一定别想着那个历史事实，就是个乐呗。

    以这个标准，《赤壁》好，梅兰芳更好。

    我最喜欢那个演十三燕的老演员，无论是演戏还是做人，那种老北京的“范儿”全出来了。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他还是活在自己的内心中，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信守着那些他坚信不渝的准则。他一身傲骨，靠本事吃饭，虽然都说“身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但他即便死，也不愿卑躬屈膝。至今，我满眼还是那老爷子在老式四合院房门口挺直的身影，还有他那句字正腔圆的京白“你记着，输不丢人，怕才丢人！”

    一语惊破梦中人。还真是，在当下这满耳都是“危机”声，满眼都是幽怨相的时节，非得要这个劲儿才熬得过去。

    细想想，我们怎么啦？改革开放30年了，家家都发起来了，谁家的底子不能熬个三年五年饭钱的？可是，一个金融风暴，那些不干活的美国佬供不起房子了，没法超前消费了，一环接一环，我们出口减少了，我们的实体经济开始受影响了。马上，所有的人有事儿没事儿的都在说“过冬”，都在搞紧缩，都在闹裁员，都在减工资，都在捂口袋。一时间，风声鹤影，乌云压城。人家美国人还没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吓趴下了。

    经济，跟战争一样，拼的不仅仅是实力，还有意志和信心。赤壁之战，刘备孙权全部兵马不过数万，面对号称八十万的曹军，究竟有几分胜算？但他们还是拼尽全力，孤注一掷，以大勇气大智慧，谱写出传颂千年的以弱胜强的经典。新中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弱民穷，但有着那股硬骨头的气势。不管面对的是十几个国家联合的军队，还是自然灾害禁运封锁，全然不顾，直创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面对金融海啸，我们的经济也面临转折。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是个三轮车，出口、政府投资和内需这三个车轮支撑着中国经济运行。但这么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怎么可能按照别人的模式，依靠别人的资源和市场来运行呢？谁都知道这不可持续，但我们都怕，怕转变期的社会动荡，怕内需提升不起来影响经济运行，怕外资不进来，怕既得利益受损失。怕这怕那，还没有战斗，已然输了。结果，让外界逼上来，才不得不改变，却早已是方寸大乱，手足无措。

    对于前途，我是有信心。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平日里，看似小肚鸡肠，杂乱无章。一旦他们被压迫到墙角，无路可退，反倒会齐心协力，迸发出无比的力量。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从来都是转机。何况，我们现在手中有粮，兜里有钱，有充沛的人力，足够的回旋余地。关键是要提倡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管是奥巴马还是什么别人，都不会救也救不了我们，只有靠自己走出生天。

    还是老爷子那句话：输不丢人，怕才丢人！